在个人政治生涯中，这位在抗日烽火中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南弱女子可谓历经磨难：20世纪40年代，她带着年仅两岁的儿子毛远新蹲过盛世才的监狱，文革期间又因为所谓新疆监狱“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被查了8年，在农场“劳改”，在工厂劳动。这方面的情况在《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一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
我更感兴趣的是朱旦华的家庭生活。1940年5月，朱旦华和毛泽民结婚，后来生下儿子毛远新。1943年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1946年主政新疆的张治中释放了包括朱旦华、毛远新在内的被关押人员。1949年，朱旦华与方志敏的弟弟、当年一同被关押在新疆监狱中的难友方志纯结婚。两人婚后没有生育子女。1951年9月，为了儿子的远大前程，朱旦华把毛远新送到北京的“新中国第一家庭”毛泽东家里读书。
从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材料看，从小在毛泽东家中长大的毛远新很受老人家器重，他与家中女主人江青的关系也很不错，称她为“妈妈”，《毛泽东传》甚至说二人“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但毛远新在这段时间里与生母见面却并不多。1966年1月，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到空军某高炮师当兵，毛泽东说：“到连队当兵，应该让你妈妈也知道。”于是毛远新在前往部队报到之前，十分难得地回到南昌亲生母亲家过年。朱旦华很高兴，问过他的恋爱情况。当时已担任江西省长的方志纯也很高兴，派人带他到井岗山参观，又把他送到毛泽东当时在武汉东湖的住处。
接下的情形就颇令人感慨了：
1967年1月，方志纯因为是“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揪斗，是年冬被隔离审查；1968年初秋，朱旦华也因所谓“马明方案”被隔离审查；10月21日朱旦华到向阳农场“劳改”；1969年3月8日，朱旦华到向塘农场交待问题和学习养猪；10月28日，朱旦华被移至长头继续劳动；1971年11月27日，朱旦华被合并到高安伍桥集训队；1972年7月26日，被“解放”了的朱旦华被下放在安福县针织厂劳动。1974年4月11日，因方志纯病危，朱旦华回南昌照顾方，被安排住在省革委第一招待所一间紧靠厕所、潮湿的小房间里。
上面这段说明比较长，也比较琐碎。但这样说只是为了与下面的情况做一下对比。因为朱旦华的亲生儿子毛远新此时正是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与他在造反派的管教下艰难渡日，被罚跪，被审讯，被劳教的母亲的处境云泥两端！
毛远新在这一时期的情况，据江青当时的机要秘书阎长贵说：“1９６６年９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１０１中学毕业的，但离开６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１９６７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１９６７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辽宁省革委会，毛远新为副主任之一，排名第七。1974年1月20日，毛远新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2月12日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后增补为军区第三书记。1975年9月，新疆庆祝建区2 0周年，特邀毛远新去参加庆祝活动。后来，毛远新留在北京，成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在此期间，毛远新还迎来了他个人人生中的第三件大事--结婚。1972年12月，经沈阳军区参谋长叶迪的夫人介绍，他与上海女工全秀凤结婚。
但他自从1966年春节回家探望过母亲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朱旦华。
对于始终身处地方或中央权力中枢的毛远新来说，朱旦华和方志纯因所谓“新疆叛徒案”被审查一事，他是很清楚的。如果他想了解、关心一下母亲，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自己前去探望。鉴于毛远新当时的政治地位，“巡抚出朝，地动山摇”，一位耀眼的政治新星去探望尚处在被隔离审查的“叛徒”母亲，简直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所以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换个人还是可以的。1971年9月10日，方志纯的小儿子就到朱旦华“劳改”的集训队与她见过面。这说明朱旦华是可以被探望的。二是托人捎话、捎信或送些东西。朱旦华在“劳改”期间，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工资被扣押，生活自然窘迫，同时十分想念自己的亲生儿子。此时毛远新如果委托方志纯的女儿、儿子或其他值得依赖的人捎去问候，送些东西，足慰慈母之心。但曾经采访过朱旦华本人的作者马社香并没有提及这类情形。《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曾用大量笔墨描写朱旦华与毛远新在新疆，在1966年春节，在1989年以后的母子亲情。试想，如果毛远新在此期间有过过问，打听乃至捎话、捎信给母亲一类情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只能被人们赞颂为孝慈母，重亲情的义举，而不会被视为“无产阶级立场动摇”的政治变节行为，自然也就没有隐瞒不说的必要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在江西主管朱旦华等人审查工作的正是陈昌奉--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员，与“新中国第一家庭”关系十分密切。他先是担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保卫组组长，程世清下台后继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1975年4月，正是他到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的。如果风头正劲的毛远新与陈打个招呼，哪怕是暗示一下，虽然未必会对解决朱旦华的案子有什么大的帮助，改善一下朱旦华的生活环境还是可以的。
1975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为所谓“新疆监狱叛徒案”平反；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为朱旦华做出审查结论，恢复名誉；同时，对方志纯也做出审查结论，恢复名誉。
1975年9月下旬，因父亲毛泽民在新疆牺牲的缘故，毛远新受邀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返回时被毛泽东留了下来，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36岁的毛远新一下子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口含“天宪”，威权极大。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说：“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1975年的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说过，那时，像他那样党中央的副主席见不到毛主席。去年12月10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大概是毛远新太繁忙了，在朱旦华“叛徒罪”嫌疑全然消除之后，仍然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毛远新曾写信或打电话给母亲。
但朱旦华总是记挂着儿子。
1976年10月6日，毛远新被“保护审查”，1986年被判刑。第二年，朱旦华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专程到秦城监狱去看望毛远新。两年后，朱旦华亲笔给国家主席杨尚昆写信，提出让毛远新“保外就医”，得到批准。3月17日，毛远新来到南昌，住进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朱旦华一听到消息就跑去看儿子，她连一天都不能等。这是10多年来，继上次在秦城监狱看望儿子后，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
在远离了失去亲情、友情和人情的混乱年代之后，在喧嚣的政治斗争漩涡已不再决定个人情感之后，在神奇的血缘光环骤然褪色之后，作为一个普通人，毛远新终于回归了久违的母子亲情。这很好。
本文无意进行道德上的指责。毕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父母子女、夫妻、恋人、兄弟姐妹、亲属之间相互告密、揭发、决裂的事例举不胜举。毛远新与朱旦华母子间的亲情际遇仅是其中一例，不同的只是它发生在“新中国第一家庭”之中。
毛远新谈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
在谈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毛远新说，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时候，主席从来不跟我谈中央的事。后来工作了，特别是到辽宁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以后，我见主席已经不是单纯的子见父辈那样，而是下级党委书记向上级书记汇报工作。这样他就要跟我讲一些这方面的事，主席也跟我讲到总理。主席确实批评过总理。我知道 的事情是后来。主席最早跟我讲总理的问题是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总理在会上有个发言，总理讲前六次路线斗争，从陈独秀到张国 焘，到解放以前。我参加了会，总理的发言，我都作了全部的记录。后来，我去看主席，讲到批林彪，讲到总理的发言。主席说是我要他去讲的。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央委员、高级干部对这段历史都不熟悉。但是在这里边总理讲话就有自我批评。讲两次王明路线他都犯了错误。
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建国以后总理的功劳大，这是主席的原话。讲到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席说现在都把责任推到李德身上我就不赞成。王明路线造成整个苏区丢失这个责任，政治路线责任应该由博洛来负，就是博古、洛甫，也就是秦邦宪和张闻天。军事失败主要责任要周恩来负责。这是主席的原话。因为当时军事负责主 要是周恩来。
主席说，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军事上的责任第一位是周恩来，这个他是明确的。主席说，李德是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的江西山沟里帮红军打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个顾问，顾问，顾问，顾而问之，可问可不问。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为什么都听 他的。李德出的馊主意，军事上拍板还是周恩来，命令是他下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
主席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他是要坚决执行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就是说哪怕我政治上错了，但我组织上没错，上边的命令我是坚决执行的。总理组织纪律性很强，当时给中央苏区造成的损失，实际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但是在这 里执行政治路线的是博洛，军事上是总理，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点冤枉。但是，主席又说了，都要总理负责也不对，为什么呢？他是守纪律的，他要听莫斯科的。再一个就是湘江战役失败以后，总理也反思，而且总理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遵义会议，如果总理不转变，遵义会议就很难开。
遵义会议确定了总理、主席、王稼祥三人的新的领导以后，实质上还是总理是一把手。但是做起来，开始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象土城战役等等。后来红军到了鸭溪，主席讲的很清楚，就是贵州的一个地方，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主席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主 席自己讲，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主席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胸脯，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一军团、三军团是主要的、核心的主力部队。从那次谈话以后，总理确实是让部队服从主席。遵义会上他也做了自我批评，总理他认识到自己确实不行后敢于检讨，敢于 自我批评，敢于请主席出来。
主席还讲，到了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回到延安。我还到机场去欢迎，他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左右两边，一边是陈云，一边是康生，哼哈二将，厉害啊！王明带着这两个人从莫斯科回来了，传达的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席说，我就不大赞成这一点。主席说，我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他（总理）(不 是他，是我，指主席自己——毛远新)就讲了话，说热烈欢迎王明同志回来，给我们山沟沟里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那时侯王明讲，山沟里不能有马克思主义。
主席说他（指王明）的话一说出来，中央大多数又跟着跑了，包括总理。主席又很孤立，在政治局里没几个人，都觉得那是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党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主席说，我找总理谈过，说你看看中国历史，历来结盟都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现在我们跟蒋介石结盟，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大的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将来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总理没有听进去，所以他回到武汉，后来到重庆，他主持的长江局，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对主席的文章只发前一段， 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这一部分不发表。
主席说，在这种状况下，还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比我大的多，蒋介石闹摩擦了，最后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以后，总理和那些人才彻底明白了，一切服从不行啊！皖南事变以后，总理转过来了。解放战争期间总理都是出了力的。总理最大的功劳是解放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是总理一手建起来的。
建国以后，大的方针定下以后，具体怎么做，全是总理的事，主席根本不管。但是主席知道总理不是挂帅的人，只能当家，不能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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