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占当时红军总数的2/5）组成西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希望占领甘肃和宁夏，但5个月后大部主力被马步芳麾下的马家军歼灭，西路军中的部分高级军官被砍头示众，而被俘的女兵也受尽凌辱。由于红四方面军兵力损失惨重，张国焘集团失势，张国焘被免除红军总政委一职，后叛变投靠国民党，二号人物陈昌浩被闲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牢固树立。时隔近50年后的1985年10月，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道出西路军惨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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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徐向前这样认为：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图为1980年8月21日，徐向前、李先念、王震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礼堂举行的陈昌浩追悼会上默哀致敬。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图为徐向前为西路军题词。
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图为李先念为西路军题词。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图为李先念为西路军题词。
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图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图为李先念夫人为西路军题词。
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酉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图为马步芳麾下的马家军士兵。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图为出征前夕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图为西路军骑兵一部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图为倪家营子战斗中阵亡的西路军士兵。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人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图为被马家军在倪家营杀害的西路军战士。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图为西路军士兵的尸体，远处是被西路军当武器的石头土块。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图为被马家军屠杀的西路军官兵。
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大还难。图为马家军将被杀的西路军士兵尸体用毛毡包裹准备送南京国民政府请赏。
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减少一个。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设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驾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象这种打法，焉能不败？！图为马家军将西路军将领人头割下，悬挂示众。从左至右：董振堂（红五军军长），杨克明（红五军政治部主任），刘培基(红十三师参谋长)。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奏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图为马家军围观西路军被害士兵。
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图为马家军在西路军遗体前合影。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图为被俘的西路军士兵。
战场实际纷纭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图为关押在收容所内的西路军士兵，周围是已经死去的战友。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图为马步芳麾下的马家军。
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图为原红四方面军女兵，西路军战败后，千名女兵受尽凌辱。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图为幸存的西路军女兵晚年重返故地。
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图为红一方面军的5军一名卫生队长被钉死在槐树上。
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到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图为1949年后发现的西路军士兵被杀照片。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图为1937年，突围后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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