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周总理在文革中是累死的，气死的，使他最生气的事件之一，就是所谓“伍豪事件”。“伍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先从文革中的后续事件说起，探讨一下它的由来原委。
1964年2月27日，周恩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
文革中伍豪事件的缘起
1967年的5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有人告诉他们，“伍豪”就是周恩来。他们把关于这则启事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
于是，江青等人就把它当作投向周恩来一发重磅炮弹，开始借端发难。这就是文革中的“伍豪事件”。
周恩来为什么又叫“伍豪”？据邓颖超秘书赵炜的文章说，五四时期，周恩来和一些热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他们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阉的形式取代号互相称呼，邓颖超当时抓到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五号，就叫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国民党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江青拿到这则启事，5月17日，报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周总理收到江青的信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邓颖超，他们二人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邓颖超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颖超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秘书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而且是竖排，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大家耐着性子，坚持一张一张地翻。查到《时报》在1932年2月16日、17日两天刊登了这则启事，18、19日，《新闻报》刊登，《申报》——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在20日、21日也登了。周总理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于是大家又查，查了很多报纸都没有找到这条消息，后来还是在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周总理高兴地说：“这就清楚了。”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周总理让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所有登载那则启事的旧报纸一一拍照。
周总理收到江青的信两天后，即5月19日，在江青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总理又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据说还在“存”字旁边划了重重的两道杠）
文革小组的各同志阅后，又交到江青这里。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编制的《大事记》和有关材料，用一个包袱包着，在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办公室里放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天又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取走。
1968年1月9日，我因受江青的诬陷为“坐探”，被隔离审查，以后又被投入秦城监狱。关于这件事情的后续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文革后，确切地说，1997年退休后，我在从事文革回忆和研究的过程中，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上看到，1967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在1932年上海的报纸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在这封来信摘要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
敌人是怎样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
周总理说：“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系敌人伪造。”敌人，即国民党，是怎样伪造这则启事的？这是许多人都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是探讨和研究“伍豪事件”应该和必须做的工作。有幸得很，最近收到马雨农先生惠赠的由团结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大着《张冲传》，在这本着作的第三章“中统干将”中有一节《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张冲炮制这则启事的情况。“借花献佛”，我据此向希望了解“伍豪事件”始发情况的人们做一介绍。
张冲何许人也？现今中国知道的人不多了——我这个七八十岁的人都不知道。张冲，字淮南，1904年2月生，浙江乐清人。除了已经说到的“中统干将”，他还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称赞他“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在《张冲传》的封面上，有这样醒目地介绍：“蒋介石的亲密信使”、“周恩来的挚友良朋”。然而，就是他制造了几将置周恩来于死地的所谓“伍豪事件”。这就是历史真实过程的吊诡之处、复杂之处。研究历史用“直线思维”和“平面思维”的方法是绝对不行的。
张冲究竟为什么制造和怎样制造所谓“伍豪事件”？预先申明一点，请读者原谅，谈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比较多地引用马雨农先生在《张冲传》中所提供的材料。
学习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顾顺章（1904年－1935年）这个人。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1931年4月被捕后叛变，他向抓住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表示：“我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说出来。这是个大计划。可以在三天内，把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全部消灭掉。不过，我不能对你讲，请你尽快安排，我要面见蒋委员长本人。”顾顺章叛变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顾顺章向国民党邀功的最主要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而张冲也就是利用这一点制造了所谓“伍豪事件”。
张冲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是这个特务组织的二号人物。顾顺章叛变后，张冲曾带人到上海搜捕周恩来等中共要人，但由于潜伏在调查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都扑了空。张冲受挫后不甘心，到1932年2月间，见中共处于困境，就与他的部下调查科派驻上海的特派员黄凯密谋设计，他提出：“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来吸引更多人自首。黄凯很赞同他的想法。张冲连夜起草一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第二天由黄凯派人送上海几家主要大报刊登。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张冲炮制这个启事，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这个启事对共产党不用恶言恶语，也不刻意丑化，完全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着想者的幡然醒悟，词意分寸，似乎比较符合周恩来这样地位、身份的人所言。正因为如此，这个伪造的启事，极具迷惑性。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对这则“启事”所采取的措施
张冲挖空心思在炮制这则启事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周恩来此时不在上海。周恩来早在两个月前已撤到江西苏区。这则启事见诸报端后，留守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立即识破了这个阴谋，采取严正有力措施，予以反击辟谣。
前面已经说过2月22日在《申报》上登了一条45个字的“伍豪先生鉴”的启事，这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不过应该指出，周恩来说登这条启事“……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实际上人们并不能一下子看得那样明白。1972年6月13日，亲身经历此事的陈云回忆40年前的这段往事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黑体为笔者加）——这样说比较合理些。
中共上海地下党所采取的第二个行动，就是散发传单辟谣。2月20日。即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名义，在上海广为散发《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说：“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个行动，是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辟谣。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一篇由党组织代写的《伍豪启事》。郑重声明：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拯救国民党于灭亡的！”这一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评论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诬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第四个更有力的措施，是聘请外籍名律师代言辟谣。党组织通过关系，请当时著名的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出面，在3月4日《申报》广告栏的显要位置，刊出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文曰：
兹据周少山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电话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九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别名。这个启事，以巴和律师的名义，代表当事人澄清事实，等于公开辟了谣。巴和是上海享有盛誉的大律师，由他代言声明，不仅权威性强，而且他是法国人，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中共临时中央局连续出手，以四项举措，澄清事实真相，消解了伪造启事的影响。张冲的合谋者黄凯事后失望地说：启事登出后，“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的《申报》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中统的）季源溥（曾）警告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的观点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马雨农先生在《张冲传》中关于周恩来和张冲的关系还有一段话，他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张冲与周恩来的故事，成了注释这一诗句最为经典的范本。两人由不共戴天的仇敌，到风雨同舟的朋友，为民族存亡，同赴国难，演绎了一段成为传世佳话的恩仇记。”关于周恩来和张冲两人化敌为友的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篇章，但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只能另文论述。只说一点，“张冲是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可惜他英年早逝，1941年弃世时只有38岁。周恩来所作《悼张淮南先生》（当时以《新华日报》社论名义发表），沉痛、生动地叙述了他们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以及此后国共二次合作中的公谊和友谊。周恩来这篇悼文就是《张冲传》的序言。
不仅留守上海的临时中央局连续出手驳斥伪造启事，澄清谣言，江西苏区也严正驳斥伪造启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13年修订版记载，1932年2月下旬，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伍豪事件：周恩来文革中经常纠结、终生难忘的一块心病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情况看，所谓伍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十分清楚的。从历史史实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伍豪事件有三次表态：一是1932年2月，明确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二是1967年5月，批示：伍豪事件及其相关材料交文革小组阅，存；三是1968年1月，在一封关于伍豪事件的来信摘要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三次批示从1932—1968年历经三十五六年，走的是一个“之”字形。
1967年10月和12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启事”的报纸和他1967年5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68年1月10日条目注释；以下所记周的情况均见该《年谱》）——我前面说到这些材料在我办公室存了一段时间后，又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取走，大概就是周恩来索要引起的。
1968年1月10日，周写信给江青：已将“伍豪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同时，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此前，13日，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发言：“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顺便说一下，就在这件事情即伍豪事件刚刚发生的1967年5月，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总理把这件事说了一下，“对这件事康生积极为总理证明”，“康生说这件事是敌人搞的，发生以后是由他处理的”。（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95页）
1975年9月20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凡此种种，周恩来为了他一生的清白，足见他用心良苦。事实也证明，他这种良苦用心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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