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办首当其冲，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突遭撤职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20载。如杨尚昆所说：“一个干部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这么久是罕见的，对我个人来说，这20年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从38岁到58岁，正是精力旺盛，多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是干工作的最好时期。”
在任中办主任20年中，杨尚昆也曾几次向毛泽东提出调换工作问题。如1958年中办秘书室“黑旗事件”（所谓“黑旗事件”，指1957年至1958年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争论。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偏袒一方，把此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中直机关党委在中办秘书室整风运动中压制了“左派”，插了“黑旗”，故称“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同志受到诬陷或株连。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总支的一大批同志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党纪处分和被定为“思想右倾”、“立场不稳”的占该室总人数的60％。为此，杨尚昆请求处分并辞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职务，毛泽东未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黑旗事件”中受诬陷或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作者注）后，他就曾经正式向毛泽东辞职，说他在办公厅这么多年，工作也没有搞好，想出去做点别的工作。毛泽东连说：“不行，不行。”毛泽东问杨尚昆：“你不当办公厅主任，让谁当啊?”杨尚昆向他推荐了胡乔木，毛泽东又连说：“他不行，他不行。”以后胡乔木知道了这件事，也对杨尚昆说，他当不了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自己实在是想脱身啊。
但是，1965年11月中央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却又很突然。11月5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任中办主任。对此，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我虽早有预感要被撤职，但来得这么突然，确实茫茫然。”11月8日，杨尚昆向汪东兴和当时在京的中办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质忠交代了工作。次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这次给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今后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广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杨尚昆。毛泽东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你有什么错误?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毛泽东还给杨尚昆布置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一是，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可以写个报告，提点意见；二是，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和国务院相矛盾的帮助理顺一下。毛泽东还对杨尚昆说，广东那么热，你到那里去干什么?现在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把你调到黄河流域搞个两三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互相打架。杨尚昆对毛泽东说，这个任务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可能完成不了，但会努力去做。从毛泽东处回来，田家英问杨尚昆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尚昆如实告之，田家英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毛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毛主席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那时，杨尚昆也已预感到要出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政治风暴。所以，他对曾三说：“曾三同志呀，这一刀砍下来先砍到我，你们也要准备挨整就是了。”11月9日，杨尚昆去周总理处谈话，对周总理说：“我在中央办公厅20年，虽然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没有做过反党的事情，也没有做过有损中央威信的事情。你是最了解我的，将来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如果有一天真的开除我的党籍，我也没有办法，但这是冤枉的，只要你了解我，我心里就踏实了。”周总理要杨尚昆放心，说不会那样，要他下去以后好好地工作，不要背什么包袱。最后，周总理一直送杨尚昆走出西花厅，才依依惜别。但杨尚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同周总理会面。
12月10日晚，杨尚昆乘坐中央警卫局为他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赴广州。我和赵宇田作为杨尚昆身边工作人员随行。搭车去广州的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和周梅英、赵仲实，加上列车员王景仁、刘满容共8人。当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上海参加毛泽东在那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离京时，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中央组织部李楚离、乔明甫两位副部长和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的同志和其他好友由于杨尚昆事先打了招呼，不让他们送行，所以当时的场面异常冷清。11日晚，火车到达长沙，由于前方列车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等人接到省委蓉园招待所休息。12日，杨尚昆等人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当晚，正在浏阳指导“四清”运动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了面。13日下午，杨尚昆等人到达广州，暂住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三天以后，陶铸从上海开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从他那里杨尚昆得知罗瑞卿出了问题。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的日子，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正是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如此巧合!”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从广州到太原
1965年12月杨尚昆到广东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省委只是给他看一些文件，说先休息几天，慢慢熟悉情况，并没有进行分工，安排具体工作。杨尚昆按原来设想的到广东后各县都要跑一遍的计划，于12月18日即从广州出发，先后到了海口、琼海、兴隆、崖县（三亚）、湛江、电白、阳江、新会、江门、佛山、中山、顺德、宝安（深圳）等地，重点听取各地“四清”运动的情况汇报。1966年1月17日，杨尚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省委会议，听取区梦觉传达中南局会议精神。1月26日，他还参加了王震召开的海南岛发展橡胶问题的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适当发展橡胶，并对橡胶管理体制提出一些意见。春节后，杨尚昆身体日渐虚弱，病痛加重，经中央批准，于1月31日离开广州到上海，住入华东医院。3月8日，接中办电话，中央同意卫生部的建议，杨尚昆休息三个月。4月18日，杨尚昆与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马甫通电话，得知省委拟于5月5日召集地、县委书记在从化学习毛泽东著作。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不仅可以熟悉人，还可以从基层工作的同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当即决定提前回广州。4月20日，杨尚昆离开上海，经南昌，23日到达井冈山，在那里重读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篇毛泽东著作。27日到达瑞金。5月5日回到广州，住小岛招待所10号楼。随后得陶铸通知：“尚昆同志不必参加地、县委书记会了。”19日，陶铸在中山纪念堂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也没有通知杨尚昆到会。
5月22日，陶铸等人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向杨尚昆口头传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免去杨尚昆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陶铸等离开后，杨尚昆就把我和赵宇田叫去，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他的决定，并说他在中办20年，工作没有做好，还犯了错误，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接受中央的审查，问题总会弄清楚的。杨尚昆还说：“我想得通，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还说：“现在我要下去工作，你们就回北京吧。回去以后，中办会找你们揭发我的错误，你们认为我还有哪些错误，如实讲，不要有顾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尚昆反复讲，一切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从这时起杨尚昆的对外联系就被切断了。同李伯钊和子女的电话也接不通了。马甫倒是经常来看看杨尚昆，并要我和赵宇田照顾好杨尚昆的生活，叮嘱我们不要同时外出，杨尚昆身边要有人。
5月23日，杨尚昆给邓小平和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调回北方工作，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打通。无法，只好把电话打给机要室，传去了一段文字：“小平、总理并常委：昨日陶、赵与我谈过，我拥护中央的决定。我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因广东潮湿而酷热，两臂的关节炎日益加剧，右手已抬不起来，治疗也无效，20天来每天中午发烧37.4℃，食欲不振，体重还在下降，恳切要求，万望考虑赐复。”
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说：“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但杨尚昆的要求，还是得到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支持。5月28日，陶铸来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告诉杨尚昆中央已决定让他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处书记。5月30日，由马甫护送，杨尚昆乘火车经石家庄于6月2日到达太原，住太原饭店西楼。
在太原，杨尚昆感慨地说，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顶多四个吧，何况还不一定能活到80岁。第一个20年，糊里糊涂过来了；第二个20年参加革命，变化很大；第三个20年，小心翼翼，不求名利，还是犯了错误；第四个20年，从头开始，尽可能做点工作吧!杨尚昆在太原闲住了一个月，多次要求早些下去工作，但都被婉言拒绝。后来实在无法，于6月23日安排了一次汇报来敷衍，由省农办的同志介绍山西的农业情况。
7月3日，杨尚昆上午去晋祠散步，忽传来电话说省委领导要来谈话，下午不要走开。中午l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发现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已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还有两个不知什么人，同我和赵宇田谈话，说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欧阳景荣走了，那两个人留了下来，和我们形影不离，过了一夜，又一同登上火车，7月5日晨到达北京。第二天，我们就被安排到“学习班”参加运动揭批杨尚昆去了。后来才知道，7月3日那天，杨尚昆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
身处逆境意志弥坚
1966年7月3日，杨尚昆开始被“监护审查”。起初，生活待遇尚可，配有服务员和厨师，只是失去了自由。12月25日，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从此，他开始被无休止地批斗，受尽摧残、折磨......
“1月15日。茶叶、收音机都收走了。没有收音机听，起床后只好散步，因天不亮看不见东西。下午读《人民日报》，周公宴会上欢迎卡博的致词和卡博的讲话。”
......
就这样，杨尚昆经受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监护”。
1978年11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但是，这个审查结论留了尾巴。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再次进行审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干部也因杨尚昆的问题而受到株连。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中办的一大批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罪人”，中办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被诬为杨尚昆的“帮凶”、“爪牙”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杨家死党”。这些人整天挨批挨斗。田家英更是在被宣布为“反党分子”的第二天含冤辞世。对于这些情况，可以从1966年7月22日中办给中央的报告中窥见一斑。报告指出：“中央办公厅为杨尚昆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已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不仅原办公厅的领导核心烂掉了（杨和曾、田、龚三个副主任），而且下面几个主要单位的绝大部分领导骨干也烂掉了（如机要室、秘书室、办公厅直属各组、档案局、档案馆、特会室等）。多年来，杨尚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到目前为止，办公厅及所属各单位已揪出反党分子曾三、田家英、龚子荣、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何均、赖祖烈、裴桐、李欣、逄先知等24人。”
多年后，杨尚昆很少向人提及他被免去中办主任后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那些因他而受牵连的同志，他并没忘记，他说：“‘文化大革命’我是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就是了。十年中，很多同志受到我的株连，受尽摧残、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我要向他们表示歉意。幸喜，这些同志今天大多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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