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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庐山激烈交锋
发布时间:2015/8/9  阅读次数:1762  字体大小: 【】 【】【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并没有发生过正面交锋,但是,在大会小会上,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里,二人的思想观点确实发生了激烈碰撞,两位党内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可谓针锋相对,火星四射;最终二人彻底分道扬镳,势如参商。

  毛、张二人可谓几十年的“政治冤家”。1930年代红军时期,张的地位在毛之上,毛受到张的压制;遵义会议上张转而支持毛,使毛获得翻身机会,从此二人搭档8年,张为名义上的总书记,毛为实际上的“核心”,张的虚怀大度,被毛视为“明君”。1942年延安整风,受到批判的张闻天把头把交椅交给毛以后,他却故意远离开政治中心,对毛敬而远之。当年便到陕北、晋西北搞了一年农村调查;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马上便离开延安到东北工作,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新中国刚建立,1951年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出任驻苏联大使。1956年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马上一头扎到到农村巡视调查。

  张闻天离开权力中心以后,喜欢经济建设工作,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然后发而为文,把实践材料上升为理性知识,从他的笔下流淌出大量的闪射出真知灼见的理论著作,用以指导当时的经济建设。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张闻天,由30年代的“左倾”,在50年代一下变为“右倾”。之所以称之为为“右倾”,就是和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动的急躁冒进的极左思潮格格不入;毛泽东一再批判的“右倾保守”思想,恰恰是张闻天不断赞扬和支持的。而他的“右倾”,实际上就是联系实际,结合实践,讲求实效和稳妥,倾听群众的呼声,时时不脱离国情。

  在大跃进时代,一个具有忧国忧民责任感的高级干部,只要联系群众,结合实际,就必然掌握大量的问题和缺点。因为大跃进的各项活动本身就是脱离实际、违背民意、劳民伤财的产物。

  1956年周恩来等人反冒进,张闻天表示支持。他在驻外使馆说,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这是主观主义。他对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和 后来的大跃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开始是拥护的,但看到大量的缺点错误后,就发生动摇,表示怀疑。尤其对大炼钢铁表示不满。外交部机关也有炼钢任务,由于没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外交部党委开会,张闻天和陈毅等领导都对当时的极左不满,对共产风、浮夸风的批评尤其尖锐。1959年3月在两广参观时,发现了许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活动,粮食和副食品的缺乏更是触目惊心。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大跃进的弊端,认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说大跃进的问题已经使我国的国际威信受到影响。但他在发言时竟被人顶了回去。

  终于,庐山会议来了!

  他装了一肚子的有关大跃进的缺点、错误、问题、弊端,终于可以像江河决口一样奔涌而出了!

  他认为,庐山会议的主题应当的纠左。毛泽东虽然连续进行了9个月的纠左,但是收效甚微;一些左倾祸害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大跃进的问题堆积如山,国民经济在不断下滑,老百姓依然在忍饥挨饿,可是不少领导却躺在“纠左已经成功”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使他忧心忡忡。他同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以及各自在东欧访问时,二人都有深谈,对大跃进的看法完全一致;他赞成彭德怀写信,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言,共同为纠左出一把力。

  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在第二组抓住时机,作了近三个小时的讲话。此时距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只有两天,彭德怀的信已发下5、6天,已遭到一些非难,风声吃紧。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当天早晨,胡乔木还打来电话予以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大炼钢铁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可是,张闻天谢绝好意,以大无畏的果敢精神,以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跃进的大量缺点和问题。第二组组长是极左大将柯庆施,他挑动几个人不断打断张闻天的发言,不断提出质疑,不断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既定提纲,滔滔不绝,非讲不可。

  张闻天首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怪论提出批评。有人说,多说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就会使人泄气,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他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才有利于改正缺点。我们从前犯过盲动主义,毛主席经常提及。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的是真理;我们现在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

  【开篇即讲如何对待大跃进缺点问题,如当头棒喝,击中一些讳疾忌医、掩盖错误的极左人物的要害,表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观点。有些词汇可能让毛泽东等人不舒服,如“有些虚”“真理不够”等,但却是苦口良药,有利治病。作者首先扫清这些怪论,为下面大量揭露缺点作了铺垫。】

  张闻天指出,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方法。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查、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2000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资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恶果。

  【这一段具体讲大跃进的缺点,共产风、浮夸风产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每一句都是触目惊心的客观事实,和彭德怀、李云仲的意见如出一辙。如果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绝对总结不出如此具体详实、条分缕析的缺点错误的。如果那些当事者认真听取这些逆耳忠言,立马采取补救和改正措施,我国经济建设将会避免多少重大损失啊!】

  胡乔木要张闻天不要讲大炼钢铁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最看重、最忌讳的事情。但是张闻天偏偏大讲特讲,大跃进的头等大戏,怎么能不讲呢?他慷慨说道:

  “‘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不能丰收。‘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让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多干一些)。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它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铁产量可以超过700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量搞到800万吨,恐怕是有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量1000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方法。当然我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

  【这一段用确凿的事实,揭露了大炼钢铁的错误做法和严重危害,完全符合实际,完全合乎民心。有些词句就是针对毛泽东提出的“1070”高指标和发动全民大炼钢铁的做法。如果在大跃进发动之初就认真听取张闻天的这些建议,就可以避免那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荒唐闹剧。可惜这只是“事后诸葛”的建议,巨大灾难已成事实,可是我们的领袖却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一再用动听的言辞来掩饰这一事实。毛在“7.23讲话”中,竟激愤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可能就是针对张闻天(当然包括彭德怀、李云仲等人)的这种说法,回击“得不偿失”论者。】

  毛泽东最看重“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的公共食堂,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道:“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是共产主义。”报纸上也一度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判按劳取酬。张闻天在发言中与之针锋相对。他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这一段发言洋洋洒洒,首先批判了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毛泽东大力倡导食堂“吃饭不要钱”,说是“中国人民太苦了”。殊不知,这种“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亿万人民推进了更加贫苦的深渊。关键问题是,吃饭不要钱表面看是照顾穷人的好事,但是,粮食吃完了谁来管?谁来供给?你国家一颗粮食也不拿,反而要从农民手中夺粮食,完全让农民“鼻子流嘴自吃自”,消耗完了只好饿肚子,这不是坑害农民吗?至于按劳分配的观点,保护个人所有权的观点;关于勤劳致富,懒汉该穷的观点;社会主义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的观点,完全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顺应民心人情的真知灼见。20多年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民务实的言论里,就有不少张闻天的思想观点。】

  张闻天说,大跃进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经验,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从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大跃进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观主义片面性。当然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尤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这一段对大跃进盲目夸大主观能动性、违背经济规律、好大喜功等错误东西,予以严肃批判。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等口号,催生了为害甚烈的浮夸风,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而这些口号,正是毛泽东大力支持的(为此事毛曾和南京大学校长李达有过激烈争论,李达因此而倒霉)。毛在多次会议上还说:我就是好大喜功;就是要坚持政治挂帅。张闻天在这里对这些观点一一予以分析批判,主张“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彭德怀的意见不谋而合。这些闪耀着永恒真理光芒的观点,正是现代社会所极力倡导的,但肯定要触怒毛泽东。】

  张闻天说,搞经济建设就要实行经济核算,任何产品,都要讲成本,算细账,这跟“算账派”是两回事。用毛主席的话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要精打细算,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账”,而“政治账”同“经济账”是统一的,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必须根据节约原则,严格控制资金的使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块钱。因此,毛主席要大家学政治经济学……

  【大跃进期间发生的大量“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运动,造成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危害严重的后果,就是在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口号下发生的。而这“政治账”的好处究竟在哪里?人们似乎永远也看不清,于是就被强大的外力裹挟着糊里糊涂连续不断地胡乱折腾。可以说,只要算“经济账”,大跃进的许多荒唐闹剧就不会发生。张闻天在这里反复强调要算“经济账”,搞经济建设要“精打细算”,这是多么朴实、简单而又务实的观点啊,却被很多人忽略,又被一些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视为“反动”观点,予以反复批判,怎不令人痛惜!】

  张闻天说,我们必须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许多东西缺乏常识。不能随便把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牛。(小土群)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不迟。但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生产中也已成功。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这一段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超英赶美”个宏伟口号,和大炼钢铁、食堂化等缺乏科学依据、盲目蛮干的错误,提出尖锐批评的。毛泽东在会议上不仅把美国、英国当作赶超的目标,而且自诩我们比苏联的社会主义搞得好,苏联已经被我们抛到后面了。张闻天在这里批评说,“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毛泽东听了怎能不生气?尤其是发动全民用“小土群”炼钢,劳民伤财,带来灾难,所以他说: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真是为民务实的金玉良言!可是就因为这些话,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针对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张闻天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只有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取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张闻天这段发言,严厉批评了大跃进时期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大声疾呼,领导干部要听取不同意见,听取反面意见,可谓一语中的,振聋发聩。大跃进中,之所以那些违背经济规律、劳民伤财的运动能轰轰烈烈地进行,就是因为那些说真话、提意见的正直之士遭到严厉打击,而那些说假话、搞浮夸的人受到奖励重用。这种状况如果不反思,不改变,就会遭到更大的失败。毛主席最强调群众路线,最讲究实事求是,但是如果不敢听取不同意见,整个国家只有“歌功颂德”一个声音,你那群众路线有何用?你那实事求是在哪里?他说的完全正确,然而他却想不到,正因为他提了这些“反面意见”,一下跌入了政治陷阱,再也出不来了!】

  张闻天在7月21日小组会上,面对彭德怀已遭遇的不妙处境,面对柯庆施等人不断地打断和不停地质疑,他毫不畏惧,我行我素,胸中如开闸的江河一样,汩汩滔滔,奔涌而出。他用自己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的、确凿的第一手材料,用自己雄厚的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精当的归纳,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大跃进存在的种种缺点、错误和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纠正的方法,可谓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确实是治疗大跃进弊病的一剂良药。

  比起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很少讲成绩,讲优点,大量篇幅都是揭问题,讲弊端。他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至少有1、2万字,而只记录了8000多字,讲成绩的只有270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等一大批“太”字。而且,他比彭德怀的意见,缺点讲得更具体,材料罗列更全面,理论分析更透彻,批判锋芒更尖锐。还有,他在最后,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认为共产风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可想而知,张闻天的发言会引起怎样的激烈反应!怒气冲冲的极左大将柯庆施,肯定会马上去找毛泽东,毛看了柯递上的材料以后,又会怎样的怒不可遏!李锐等人认为,促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而张闻天这个长篇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

  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了气冲斗牛的讲话,对张闻天彭德怀的右倾言论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一下扭转了庐山会议的风向,会议由扭扭捏捏的纠左,转为轰轰烈烈的反右。张闻天在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下,和彭德怀等人一样,步步后退,不断地检讨认错。竟然说:“我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我片面地夸大了某些缺点,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我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首先是我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政治动向认识不清;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

  也许,他被毛泽东的“7.23讲话”震蒙了,似乎自己又陷入瑞金和延安时代了,他最后表示:愿意收回在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

  但是,张闻天的步步后退,反复认错,以致“缴械投降”,并没有换来毛泽东的宽恕。毛似乎又站在遵义会议、延安整风的制高点上,开始对张闻天痛加挞伐了。

  在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名道姓说道:“洛甫那时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我要写封信给你,我看你是有病,要大喝一声,你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

  毛泽东说到做到,当天就怀着满腔义愤写了一封《给张闻天的信》: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建议你一读枚乘《七发》,可以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綛然汗出,霍然病已。”……

  毛泽东给张闻天的这封信,可谓是他所有信件和文章中批判力度最大的“杂文”了,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显示了极高的文学艺术水平,完全可以和鲁迅高水平的杂文相媲美。然而,用现代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分析,这封信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信的核心观点是指责张闻天的发言“一展览,尽是假的”,而实际上,一展览,尽是真的!张的发言披露的大跃进的问题,远不到实际问题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完全是真实情况的反映。这极高的“杂文艺术”却突出了一个完全违背事实的观点,起到了摧残真理、掩盖错误、危害社会的作用!

  毛泽东的这封信很快向大会印发,与会的中央高干们无不为毛主席高超的语言艺术所折服,无不为张闻天批评大跃进的右倾观点感到愤怒。在与会大员义愤填膺、乱箭齐射的批判中,张闻天等人一再举手投降,低头认错,一再往自己头上戴大帽子,扣屎盆子。他把别人批判自己的尖厉刻薄的语言,再重复一遍,甚至添油加醋,把自己抹得更黑一些。他竟然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泽东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的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上结合起来……。我对彭德怀也有不满,可是由于宗派情绪,终于陷进军事俱乐部去了……”

  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全体与会人员,包括彭黄张周等右派在内,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决议》(一说《关于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的决议》)。张闻天从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陷入人生的低谷,开始了漫长的磨难之路,直到1976年在寂寞痛苦中去世。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失败了,但是他在道义上却胜利了;他的洋洋8千字的揭露大跃进缺点错误的长篇发言,经过实践的检验,完全正确,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他的发言和彭德怀的“意见书”一样,都是为民请命、坚守正道、呼唤真理的不朽的丰碑!

  他从1942年远离权力中心以后,他在党内的地位越来越低,但是,距离实事求是的真理,却是越来越近了!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有错误吗?有!他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向错误低头,向谬论投降!把自己闪射着真理光芒的发言——这真是从东海龙王那里弄来的好宝贝呀,也当作毒草予以糟蹋,予以抛弃!  

         历史,又该如何评判张闻天的真理和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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