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何方统计，宋庆龄在文革期间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 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本文摘自2014年第10期《同舟共进》，作者周海滨，原题为《宋庆龄的北上生涯》。

　　


　　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宋庆龄，小图为毛泽东送给宋庆龄的熊掌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提出了43人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蒋介石位居第一，孔祥熙名列第九，宋子文排在第十，孙科排名第十三，宋美龄跻身第二十三。中共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头等战争罪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宋庆龄几乎所有的亲人，即弟弟、妹妹、姐夫、妹夫和大她两岁的孙科，都被列入名单。
　　多位血亲被中共列为战犯，上海居所遭到骚扰，北平又是中山先生病逝之所、宋庆龄的伤心之地。虽然身为国民党左派，面对中共的北上邀请，宋庆龄会答应吗？

　　“倾共”色彩

　　宋庆龄的政治立场是“倾共”而不是“亲共”。这从她1946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可以一探究竟。宋庆龄在这份解放战争时期公开发表有关内战问题的唯一声明中指出，目前的危机不是国共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团结解放和生存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的不是党派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利。如果国民党为了党派权争而发动内战，就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混乱饥饿与破坏”，就会 “见到城市和农民被隔绝”，农民就会“拥护给他们土地和减低租税的共产党”，国民党的城市就会得不到原料和粮食，从而发生“已经吞灭了许多城市的通货膨胀，将千百倍可怕于今日”。因而，“国民党不能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不难看出，这一声明有着强烈的“倾共”色彩。
　　“倾共”不代表一定要身体力行，宋庆龄久未谋政。针对1949年元旦前后“宋庆龄要出山了”，“孙夫人将在国民政府中就职”的传闻，1949年1月10 日，宋庆龄签发《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声明》称：“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孙夫人招待影界商冬赈募款事宜否认将在政府任职》，《申报》1949年1月11日。）
　　上海是宋庆龄的出生之处、眷恋之地，家族和国民党要人多番劝其离开上海，前往台湾或香港，但都无功而返。孙科对宋庆龄不愿离沪解释说：她恋栈上海，我看事出有因，那里有她先人的坟茔，又是她生活熟悉的地方，更是国父当年革命起事的源头。至于她去了共产党那边，至多批评一下党国的政策，未必能有什么惊天之举。再说，她毕竟身份特殊，资望隆高，万一有什么差池，我们不是自找被动吗？
　　但是，擅长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共，通过多方努力，不仅请动了宋庆龄，而且让其成为开国大典上的第四号人物。中共用心之恒、审时之准、度势之精，都是国民党方面无法比拟的。中共成功力邀宋庆龄北上，不仅以“国母”的影响力聚拢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而且让民主人士云集的开国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一颗星”。

　　婉拒与犹豫

　　1949年2月20日、6月25日，宋美龄两拒毛、周函邀。
　　从1948年8月开始，民主人士陆续应邀北上协商召开新政协，共商建国大业。赋闲上海的宋庆龄进入中共视野。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
　　据称，周恩来在审改电稿时加上：“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转引自《宋庆龄在上海（之一）（1946—1949）》，《人民日报》1990年1月29日〕
　　此时，上海尚未成为中共地盘。中共中央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于是，方方、潘汉年、刘晓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携带信件秘密去上海安排此行。据华克之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予以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待，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华克之到达上海后，通过柳亚子之女、宋庆龄秘书柳无垢将信件转交到宋庆龄手中——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周恩来

　　（《宋庆龄书信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但是，华克之此行并没有成功，他拿着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悻悻然回港复命。
　　在2月20日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信中，宋庆龄推却道：“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 ——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宋庆龄书信选集》下）因而，宋庆龄“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对中共的北上邀请予以婉拒。
　　甫时，宋庆龄对中共还是持观望态度，对政治身份并无期望，而对在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则全身投入。她对中共的某些政策不了解，在1949年1月致王安娜的信中特别提到：毛泽东无线电广播中“要求杜月笙维护上海的安定”，“要求吴国桢留在他的岗位上”。（《宋庆龄书信集》续编）
　　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各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人也纷纷恳请宋北上。6月4日，宋庆龄复电“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宋庆龄书信选集》下）
　　第一轮邀请无功而返之后，中共派出了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匹配的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亲笔信南下上海。毛泽东在6月19日的亲笔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
　　其实，宋庆龄与毛泽东同岁，她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49年正值56岁，比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只大11个月。

　　周恩来在6月21日函中说：——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6月25日，在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的廖梦醒陪同下，邓颖超拜见宋庆龄。但是，邓颖超也没能劝动宋庆龄。宋庆龄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
　　宋庆龄正受荨麻疹折磨，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1949年上半年，宋庆龄病患缠身，重感冒、神经痛、高血压屡次或持续困扰，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工作和活动，有时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自觉“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
　　宋庆龄的犹豫还包括，她对南京中山陵、上海孙中山故居以及对弟弟宋子安的上海财产保护都不甚满意。而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史良与宋庆龄关系亲近，宋庆龄心中对中共的芥蒂幸被其较早获悉。
　　原来，中共军队接管上海时，一支入城部队提出征用宋庆龄位于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的住宅。据中共华东局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汇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二十军军政治部姜宿回忆：那天，六〇师一七八团一个营进驻淮海中路，警戒线延伸到龙华机场附近。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门房当即拒绝：“这里不能住。”这名排长很反感：“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如果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兵来搬走东西。”宋庆龄亲自下楼：“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陈毅知道这件事后，打电话向宋庆龄表示歉意，随即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赴宋庆龄寓所。5月31日，在陈毅、史良、吴克坚的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亲自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
　　史良还告知中共华东局，宋庆龄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中共华东局安排潘汉年送来一百万人民票。史良还提及，孙中山故居中一个老仆人曾被拘留，宋庆龄颇为诧异。后经邓颖超了解：“孙中山故居仆人曾于当日被拘，旋即释放，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
　　史良得知，宋庆龄提出对宋子安应“加以区别”，因为宋子安听从她的劝告留美未追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一百九十号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霭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听孙话果有出路。”为此中央致电上海市委：“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
　　此外，宋庆龄曾在1949年6月去过南京中山陵，称“中山陵一带环境比较杂乱”。她还对自己是以特邀代表、民革代表还是妇联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心存疑问。（张皓、叶维维《北上：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的心路历程》，《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史良劝慰宋庆龄，即使因体力不支不能每天到会，也应当参加开幕式。宋庆龄“为之动容”，请史良从北平回上海后再商量决定。史良据此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

　　“劝驾必成”

　　7月1日，周恩来代中央拟电，嘱邓颖超再次劝说宋庆龄：“请其参加新政协，至于参加政府事……到平后再说”；“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上述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同时，她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中共方面的妥善解决。
　　周恩来再次向史良了解情况，史良认为孙夫人参加新政协是可以做到的，而孙夫人最怕热，如七月中旬北上正好避暑，即使八月初南返，八月中仍可由史良陪伴其北上。
　　经多方努力，宋庆龄同意7月10日后北上，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因为“须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虽然中共中央已将10月成立新中国的计划先行沟通，但是宋庆龄只愿参加新政协会议，并不打算参加中央人民政府。
　　7月9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致华东局、上海市委并邓颖超的电文，希望将行期推至8月6号以后。接中央电报后，邓颖超于7月11日拜访宋庆龄，向她转达了中央9日来电的内容。宋庆龄表示“在短期内往返北平、上海两次，病体很难支持。为了能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赴北平行期以八月为宜。”当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将留在上海陪伴她北上时，“她很喜悦”。
　　但是，新政协会议会期先推迟至8月下旬后又推迟至9月上旬。因此，周恩来8月6日致电邓颖超：“请与史良（已去沪）分别推动，仍以能到期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好，但可说明为减少疲劳，可不必天天到会。”考虑到宋庆龄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认为：“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孙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
　　宋庆龄则表示，八月底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推测：“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
　　此后，留在上海的邓颖超、廖梦醒一直与宋庆龄保持较为频密的接触，她们陪同宋庆龄北上的日期最终确定在8月中旬以后。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和宋庆龄的实际情况，其北上日期最终确定为8月底。
　　为说服宋庆龄欣然北上，周恩来对其诉求尽力满足。早在6月27日，邓颖超考虑到宋庆龄的病痛，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周恩来迅速给出解决方案：“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
　　宋庆龄在北平的寓所周恩来也亲自过问，目标锁定为西式洋房。周恩来安排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工作的叶剑英夫人曾宪植等在北平寻找住宅，最终选定位于方巾巷的一栋二层楼房。8月3日，周恩来告诉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
　　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宋庆龄于8月3日致函在上海的邓颖超，就她到北平后的活动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
　　邓颖超遂电告周恩来，她的意见是：“第一、第二件事可以尊重她的意见，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车站迎接。”
　　周恩来于8月6日致电邓颖超：“孙所提三事，照你来电办理，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事实上，宋庆龄抵达北平后，不仅受到热烈欢迎，当晚，毛泽东还特别为宋庆龄举行了欢迎宴会。
　　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

　　“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一吃过午饭，就换上了那套平时不大穿，只有迎接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色中山装。15时45分，毛泽东乘着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来到车站站台上。
　　16时15分，北平前门火车站，上海驶往北平的专列徐徐进站。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宋庆龄与列队迎候的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蔡畅等50余人挥手致意。

　　宋庆龄为何能命驾莅平？

　　1949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一篇《宋庆龄讲话》，可以看出端倪：“24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24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现在可以展望未来，从事建设与复兴的工作，建立一个人民文化与社会进步的新世界，和我们伟大的盟友苏联人民作为同志，携手并进。”
　　爱泼斯坦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经历，宋庆龄将作传之事授权于他。爱泼斯坦对宋庆龄的北上评价说：“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宋庆龄最初希望自己仅列席会议，但中共中央认为她应当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对此，宋庆龄的最初意见是：一、仍以旁听者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
　　从邓颖超电文的内容推断，最初中央很可能认为宋庆龄作为妇女界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宋庆龄个人并不希望久居北平，认为无法开展妇女工作。这样，到8月13日为止，宋庆龄担任新政协会议代表的身份问题尚未最后确定。
　　但是，宋庆龄既抵北平也就身不由己了，社会活动纷至沓来——
　　9月1日，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
　　9月2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敦请孙夫人宋庆龄先生为该会名誉主席”（《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9月6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
　　9月21日至30日，她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自此，宋庆龄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宋庆龄紧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之后，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
　　10月17日，宋庆龄在罗叔章和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宋庆龄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
　　11月9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当谈到参加开国大典的感受时她说：“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它的长度和高度，它的诞生和生命的开始。”（《宋副主席在沪广播演说，畅谈华北之行所得印象》，《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

　　晚年怅惘

　　据何方先生撰文披露，1994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而陈云的批示则是：“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宋庆龄先后两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3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信首次提出，19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同样要求。毛泽东对宋庆龄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庆龄在全国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她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她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据何方先生统计，宋庆龄在“文革”期间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 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宋庆龄。胡、李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再未能相聚的宋氏兄妹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因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细菌性白血病，病况恶化，体温高达40多度。5月16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在她的住所溘然长逝，终年90岁。宋庆龄病重时，亲属发电报希望宋美龄能回到中国大陆，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见一面。宋美龄回复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她没有签上自己的姓名。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来大陆参加丧礼。5月 30日，宋美龄致函蒋经国：“月前廖承志……托陈香梅函报孙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层同意请余赴北平，陈并告令侃希得以一复音，余听后置之不理。”
　　宋庆龄和宋美龄虽然都寿至当代，但由于政治境遇分道扬镳，即便晚年思念也因政治缘故无法相见。1969年2月，宋子安因脑溢血去世，宋家兄弟姐妹全数到场旧金山，独缺与子安感情最深的庆龄。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去世，宋氏三姐妹也未能聚首纽约。
　　宋庆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骨灰就运往上海，安葬在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现为宋氏陵园）。
　　命驾北上的宋庆龄，最终还是选择南归。这位早年的叛逆少女、青年的丧夫国母、中年的异见分子、晚年的国之瑰宝……自孙中山去世后“便不想见到阳光了”。沉静孤傲的宋庆龄，终于可以告别政治分歧的纷扰，告别晚年的孤独和落寞。
　　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同志故居——这个两万多平方米的居所，从1963年到1981年，一个“独处”的老太太与几十只鸽子和一群工作人员，度过了漫长的18年“北上”生涯。这里门前水波涟漪、杨柳轻扬，院内湖水环绕、山石嶙峋，原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的府邸花园。晚年的宋庆龄曾向友人函诉：“我确实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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