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斗争中，除了“四人帮”，包括林彪在内的“革命元老”或“开国元勋”都给予正面评价了。唯有高岗反党集团，至今讳莫如深。高岗曾是一位红极一时的人物，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为什么非要自杀不可？为什么能够自杀成功？经过这么多年，牵连这么多西北干部，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桩悬案。高岗当年的秘书、后来的管教小组组长赵家梁，以及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根据当年笔记、亲身经历整理成书《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披露了高岗自杀身亡后，中央高层领导人前来送别以及解剖高岗遗体的过程。
最后日子
在漫长的管教期间，高岗反省、检讨，违心认罪，却无人理睬他送上去的检讨书，也没有人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一切要求都没有回音。他深感自己已被遗弃，犹如被打入冷宫。他在寂寞与痛苦中煎熬，在悲哀中挣扎，他终于明白：路已经没有了。
1954年8月，高岗被管教已经半年了。炎炎酷夏，驱不散他心头的严寒，多日来焦虑、矛盾、痛苦，使他心力交瘁，他对这种被“打入冷宫”的管教生活，越来越忍无可忍。
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伟大事业。它在召唤他，他原以更大的热情去为之献身，为之奋斗。可是现在，他却被困在这深宅大院里，无人理睬，无所事事，徒劳地消磨时光。
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极端的个人主义发挥大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给中央写的《我的反省》送上去已经一百多天，至今既无人来同他谈话，也不给他一个书面的答复。当初，他曾恳切地请求面见毛泽东，希望讲清问题，消除毛泽东对他的误解，都遭到拒绝。他始终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一定会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还有周总理，平时对他也是了解的，也应该出来为他说句话。
可是，他等啊，盼啊，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却毫无音讯，连个电话也没有。看起来，谁也不会出来为我说话了。如今，这满腹的冤屈向谁诉说？
他长长地叹一口气，觉得自己犹如重重地跌入了深谷，即使活着，也已是生命垂危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是自己不慎失足，还是被那个他百般信赖、尊为长者的“知己”推下来的？如今，他在这绝壁峭崖的深谷中，在黑暗、寒冷、饥饿、焦虑中，在狂风暴雨中苦苦挣扎，却得不到同伴的救助鼓励。如此身处绝境，还有生的希望么？这真是：山高谷深谁助我，何处有归途！
他觉得似乎理清了思绪，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此后，他的心境反而平静了许多。可是一旦真的要走这一步时，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在这样的苦思苦想中，他越发憔悴，思绪和行为也越发反复无常。
这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可是，高岗却心灰意冷，全然不觉得酷暑炎热。他整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言，行为乖戾，和工作人员一起玩牌也是心不在焉，总是出错。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学习。吃罢早饭，他时而在楼上随便走动，时而坐在沙发上沉思。他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的这头到那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的卧室、秘书的卧室……
上午11点钟，李力群从外边回来，匆匆上楼。走进卧室，只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一面墙壁的电源插座前面。她急切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呀！”
高岗慌忙遮掩：“噢，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想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能不能用。”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急切地说：“你呀，你呀！你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立刻色变：“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来人来把我带走吧！”
“只要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虽然已经意识到高岗有摸电门自杀的企图，但是她心里很矛盾，怕刺激他，怕对他不利，所以没有对别人讲这件事。
事有凑巧，正好这天赵家梁轮休，一早就回家去了，副组长赵光华值班。赵光华是公安部八局的干部，虽然已来半年，毕竟不如赵家梁与李力群熟悉。这也是李力群没有及时反映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她只得更加警惕，始终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高岗忽然不见了。李力群急忙到处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楼梯是通往楼下大厅去的，自从管教以来就封闭了，堆放着一些平时不用的杂物，一直没有打扫过，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到那里去，显然很反常。
李力群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来这里干啥？你知道这里有多脏，尽是灰尘和蜘蛛网！”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干啥，想干啥呀！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赵秘书，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赌气地说。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你不要这样嘛！走吧，走吧，快回去！”她连劝带拽地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讪讪怏怏，拉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下午六点，赵家梁回来，高岗故意拉他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赵家梁接触，以免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1954年8月17日凌晨一点，他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
这时小女儿遭已在她的小床熟睡，李力群也已躺下休息。
高岗却毫无睡意，又跟李力群说了很久很久。
半年来，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曾不止一次在深夜和李力群长谈，多次谈过“不如死了算了”；说他最不放心的是她和几个孩子，希望她能念在夫妻一场，把孩子们带大成人。万一生活没办法，就把他们送回陕北，相信那里的人会养活他们的……
因为这样的话说多了，李力群以为他之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像往常一样，反复劝他不要想不开，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
高岗只是摇头叹气。他觉得李力群太幼稚、太单纯了，根本不懂政治，更不会像到政治斗争有多么残酷！想到这里，一股悲悯、怜惜之情涌上心头，他掐灭香烟，重新躺下，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尽量给以温存、抚慰。
这时已过了凌晨两点半钟，怀有身孕的李力群非常困乏，实在支持部住了，对高岗说：“二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可是，他心里却在哀叹：明天，明天，还有明天吗？
一、自杀身亡
李力群躺在单人折叠床上，合上双眼很快就入睡。
高岗这时却毫无睡意，他两眼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是在想？在听着四周有什么动静？还是继续沉浸在永远无法解脱的哀怨、混乱的思绪之中？他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他活动身子，迅速取出他偷偷集藏的“速可眠”胶囊，大把地塞进口中，咽下肚子。在黑暗与匆忙中，有一粒药丸失落在床上（第二天在高岗身下发现）。这么一大把胶囊要咽下去，不是很太容易的。于是，他下床走过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三点20分。
高岗回到卧室，站在床前，深情地环顾了一下房间的一切，他试图看清小女儿甜睡的小脸，看清妻子卷曲的身躯。但房间里很暗，他没戴眼镜，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迷迷糊糊的。这就是高岗含冤饮恨离开人世之前眼中所看到的、心底所留下的最后的世界。
1954年8月17日，星期一，跟昨天一样，又是一个大晴天。
早上八点多钟，李力群一觉醒来，到隔壁漱洗，并招呼身边的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
女儿一面叫，一面推，没有反应。她喊道：“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马上意识到“不好！”急忙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仍沉睡不醒。她慌忙地奔出房间，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房里看书的赵家梁大惊：“不好！出事了！”急奔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这时，董文彬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闻声跑了进来，李力群仍在继续边推喊。
砰砰的敲门声，急切的呼唤声，沉重的跑步声，惊动了整个大楼里的人们，于是，匆匆而起，慌慌张张，掀翻了椅子，推开了房门，冲向高岗的卧室……
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触摸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于是，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九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抢救。
人们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期待着，都想为抢救出力，盼望着抢救生效。
可是，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也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地完全停止了。
一位大夫侧转高岗的身躯，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速可眠”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大夫说：“普通人服八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又察看其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
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10点17分。
不一会儿，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等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听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前，嘱咐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起赶来。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室内和遗体周围已经盛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赵家梁首先作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周恩来挥一下手，赵家梁便扼要汇报了事发和抢救经过。
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作了检讨，然后详细汇报了1954年8月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她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让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又让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他口述，齐燕铭执笔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周总理非常细心，在齐燕铭写到倪伟时，总理说：“你把‘倪’字写得太潦草，不好认。”齐燕铭便在草写的“倪”字旁边又写了一个正楷的“倪”字。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7~10 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11~17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18个高克林和第19个张苏，是周总理想了一会儿才提出来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最后，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
齐燕铭立即去安排，打电话通知名单中的人，当晚八点半到东交民巷八号开会，说明是周总理召开的，只许本人准时前来参加，没有说明凯什么会，为什么在这里开会。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专题)西花厅，而且都要事先告诉开什么会，为什么开会。唯独这次例外，是电话通知，这么紧急，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当时，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感到此会非同寻常。
晚上八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彭德怀站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人到齐了，大家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在座的几位负责解剖检验尸体的大夫。在杨尚昆、安子文等起身带着一行人上楼去以后，周恩来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这时，高岗遗体和冰块等已经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写字台上，解剖和经验就在这里的强光下进行。整个过程进行顺利，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杨尚昆、安子文基本不在场，而是去听李力群汇报，检验快结束时才回来。
当晚十点多，大厅里四面的壁灯和中央的三盏树形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的走廊里，却灯光暗淡，显得有些凄惨。监督小组和大夫们一起下楼。来到敞亮的大厅时，一扫压抑的气氛。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全部屏息静坐，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解剖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还残留有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散会后，人们没有立即散去。周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些，要跟党走，把孩子抚养好。你现在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会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转身对杨尚昆小声说：“我已请燕铭同志告诉国管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殓厚葬，叫他们买最好的馆材，1200的那种；要立碑，碑上不刻别的，只刻‘高岗之墓’。他们可能已经去办了。”
可见总理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对待。后来经办的同志跑遍北京城，只买到一个1100元的柏木棺材，六大块板材的，也很好。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大量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一种可能是，高岗把平时服用的安眠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用）积攒起来。尽管高岗每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安眠药，其实，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一种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在被管教之前就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把20粒“速可眠”亲手缝在毛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
那么，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可能是高岗自己身上。不过，天热时，不能长时间放在身上。可能先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临用时取出放在身上。那么，这个隐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事发前两天，工作人员还曾仔细检查过各个房间及被褥、沙发等，但却忽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盥洗间挂满毛巾的那根金属管，它很容易卸下来，中间是空的，可以隐藏大量的安眠药。再一个可能是卧室隔壁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的某个地方，高岗在服药前12小时，曾偷偷去过那里。
这些，只是事后的推测，究竟高岗服用的安眠药事先隐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恒的谜。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从以上的话看，当时都没有把高岗当敌我矛盾。
二、简单安葬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也没有亲朋好友送别，人们为他举行了最简单的安葬……
1954年8月17日深夜，东交民巷八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人车纷纷离去，院内又恢复平静，但庞大的主楼依然灯火辉煌，人影摇曳。
几个年轻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入大楼东门门厅停放的棺柩里。这棺柩是崭新的，还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当时北京市场上买的最好的本色柏木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狭长的板条拼凑起来的。
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衣裤，里面是白衬衫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方形的石灰和木炭小包，至少也有几百个。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严严实实。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具160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也有七八百斤，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到卡车上去，费了很大的力气。
1954年8月18日凌晨一点，入殓完毕，大卡车权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八号大院。
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到现在如此这般地运走，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既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他的故旧好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和其他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1954年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李力群原本不想去，经过劝说，还是去了。高岗的胞兄高崇义特地从陕北赶来参加他的弟弟安葬，19日刚到北京。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安葬他父亲。
当天上午九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起出来，载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这就算是灵车了。卡车头前没有按照惯例挂黑纱和死者的照片，车上也没有花圈或鲜花；送灵的人们有的扶车帮而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大家都没有戴黑纱。从外边看去，这不过是一辆极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棺柩告诉人们，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
车上的人神态严肃，都不说话，更不谈笑。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上午十点多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但卡车飞驰在郊外的田野间，地旷人稀，迎面扑来猎猎凉风，使人不觉得烈日之可畏。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卡车停在了万安公墓门前，人们跳下车来，才感到地面热气蒸腾。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确实是个极好的地方。高岗之所以能够在此安葬，是因为周恩来有明确的交待：要善殓厚葬，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安葬高岗的墓穴，选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而且向阳，位置很好。
几个青壮年从卡车上将棺柩抬到到墓穴处，缓缓放入已砌好的水泥墓穴，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毕。没有隆重的遗体告别，没有扣人心弦的哀乐，没有覆盖棺柩的党旗国旗，没有鲜花、挽联和花圈，也没有亲人撕心裂肺的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人们最后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一切都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半过了。
当天来不及建碑，后来做了一个由碎卵石和水泥混制的碑，外表包一层砂砾混凝土，样子极像花岗石，碑上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也没有碑文和立碑人，是一副真正的无字碑。就这样一块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躲过劫难，被砸成半截，至今依然残立在那里。如今，有谁会想到，在这块半截残碑下面，掩盖着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悲惨的历史故事。
1954年9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给苏共中央发去通报，正式通知他们，高岗自杀身亡。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了犹未了
高岗虽然死了，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却了犹未了，“高饶事件”也了犹未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明里暗里，斗争仍在继续……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围绕着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指名的是邓子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注1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5页。】他再次批评“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反对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注2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8页。】
1955年12月，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加的按语中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注3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9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之三。】
这是1953年财经会议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刘少奇的主张“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纲领性的错误”。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起草，并经刘少奇审定的。毛泽东不赞成，但他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组织人事的调整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先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难道是巧合吗？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当时人们都很惊讶，怎么不说刘少奇是副帅，而说是邓小平呢？其实，毛泽东早就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现在宣布，表示他决心要采取行动。
紧接着，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一切都在毛泽东的帷幄运筹之中，他正在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
但是他没有料到，此时突然杀出个彭德怀。
1959年，大跃进的浮夸风显露出对国民经济的极大破坏，人民的生产生活陷入严重的困境。毛泽东自然脱不了责任，但他不认输。
在1959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直言上书批评大跃进的浮夸风，批评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错误。这下激怒了毛泽东，于是他像当年收拾高岗一样狠狠地收拾彭德怀，以确保刘少奇斗争的胜利。他不仅指责彭德怀的意见是“右派的猖狂进攻”，而且用算老账的手法，说彭德怀“历来有野心”，“历来动摇，直到高饶事件”； 【注4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过去参加高饶集团，这次比立三路线还恶劣”，“高饶事件，有的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彭高联盟”。【注5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1日大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28页。】他硬说与彭德怀持相同观点，或同情彭德怀的人有一个“湖南反党集团”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拱摌攩，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要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注6 1959年8月10日，毛泽东对于8月4日安徽省委关于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之事的报告所作的批语。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71页。】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纲领式的东西”；【注7 周恩来在1959年8月2日全会上的发言。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84页。】 并且也给彭德怀加上了一项“里通外国”的帽子，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泽东这些讲话的精神直接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一活动（指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的意见）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注8 李锐：《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实录》，第357页。】
历史竟是如此相似，高岗事件反复被提起，人们自然会担心彭德怀也发生同样的悲剧。但彭德怀毕竟不同于高岗，他没有自杀。但这绝不说明毛泽东对他有任何怜悯之心，也绝不说明毛泽东自己曾标榜的他是“讲情义”的。
1962年1、2月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说，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虽然称赞他讲得好，并不得不出来检讨，让与会者“出气”提意见，但内心却很不服气。
接着，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很不赞成刘少奇主持签发的财经小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认为是右倾，过于悲观。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他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又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9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8月15日）
于是，刘少奇只得出来作检讨，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认为党内出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8月13日）他再次强调：“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中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这些话的矛头主要都是对着刘少奇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1964年底，在一次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问题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注9 赵家梁笔记。】
这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他与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是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开始，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注10 赵家梁笔记。】
事后，毛泽东说刘少奇剥夺了党章给他的权利，不让他讲话，执意要刘少奇检讨认错。而刘少奇却拒绝低头认错，弄的毛泽东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贺龙、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自认有理，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原则问题。【注11 赵家梁笔记。】
显然，毛泽东有意把他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后来又多次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刘少奇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再次违心地作了检讨。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注12 赵家梁：1992年11月20日谈话记录。】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不到一个月，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第九篇文章（即“九评”），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人们马上意识到，毛泽东又要整人了。他要整谁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决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后，便跑到外地，有意让刘少奇自我暴露，自投落网（与1953年12月点燃“倒高”之火后，就去杭州的情况何其相似）。8月，在八届11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他要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对他的无比信赖，实现他最终打倒刘少奇的计划。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一面亲切热情接待，一面关切地询问被红卫兵扣押的女儿的情况。刘少奇心灰意冷，提出辞职回家种田的要求。毛泽东沉吟不语，始终不置可否，只是建议他认真读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第二天，刘少奇就被禁闭起来。
1968年，党的八届12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加以“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等罪名，永远开除其出党，撤消其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16个年头。
回顾这段往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高饶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过程的一个插曲。
建国以来，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江山，毛泽东进行过许多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从思想教育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范围由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竟然荒唐地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由“洗脸、扫地”式的整风运动，到“洗澡、下楼”式的“四清”运动，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从“下毛毛雨”，各自都作自我批评，到“狂风暴雨”。大轰大嗡、口诛笔伐，直到发动红卫兵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样七都八斗的结果，什么“高饶反党联盟”，“潘扬反革命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等等等等，最后是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各类“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一大批追随毛泽东一起打江山，建设新中国的老革命，新干部都被斗下去了，连与毛泽东又着几十年战斗友情的刘少奇等也不放过。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新中国，被斗的濒临崩溃；原本威望极高的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
与此相伴随的是选择新的接班人，不料却作了个失败的选择——林彪。这个失败对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认真想来，这样的斗争，究竟谁是赢家？当风烛残年的毛泽东面对这一切回首往事的时候，当他对江青说，自己将来也会被“打得粉碎”的时候，当他在临终前写下那“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接班人这件大事，依然了犹未了！
回过头来看，高岗的问题又何曾了却？
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注1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在高岗长达半年的管教期间，特别是最后一个月里，管教组多次向中央打报告，甚至打紧急报告，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岗谈话，均无答复。难道毛泽东真的忙得连打一个电话，或命人转达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么？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悲惨死去，不都是在这样表明上不闻不问，实则胸中有数的情况下发生的么？
庐山会议期间，上山斗争彭德怀等人斗得轰轰烈烈；北京城里也在追查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原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又被召回中南海，不仅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还要追查当年彭德怀与高岗有什么“阴谋活动”。李力群也被软禁起来，要她交代高岗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言行。
一天夜里，安志文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里，安子文和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也在座。彭真重点问她高岗与彭德怀、林彪、陈云的关系。他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吹捧高岗，不提毛主席。说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李力群心里很害怕，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流泪。
不经中央同意，某个政治局委员单独秘密调查另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言行，这种做法，难道是正常的、合法的吗？反过来说，不经中央同意，彭真等人又怎敢擅自做这种秘密调查？那么，是谁批准的？目的何在？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再次批判“右倾翻案风”，小时《刘志丹》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革命作品，习仲勋、贾拓夫等一大批西北的干部因此受到审查，被打成“彭高习贾反党集团”。李力群再次被软禁、受到追查，要她交代高岗与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关系，问他：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写的小说《刘志丹》你看过没有？陕北的一些高级干部到你家来过没有？他们都和你说了什么？1954年，习仲勋在东交民巷和高岗讲了什么？习仲勋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展，毛泽东表现出对高岗的怀念。传说毛泽东曾对起草讨伐刘少奇檄文的人说：要是高岗还在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关于刘少奇的许多罪证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材料，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去查过。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而今，却被公布了。然而，高岗当年因反刘少奇而获罪，现在却并没有因此而翻身，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浅，成了了一个全国性的“揪高饶集团漏网分子联络站”。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召见该组织的红卫兵头头，对他们提出尖厉批评：“你们这样做，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从此再无人敢动这个问题，当年被定为“高饶集团五虎将”的人也没有因这个问题再受到进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斗，后来，周恩来向李力群所在单位打招呼说：“不要随便揪斗李力群。”
1970年冬天，在高岗去世16年以后，毛泽东忽然对高岗的遗属表示关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于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图书馆工作，但刚去不久，就被调回当时的科教组（即后来的教育委员会）。据领导人讲，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毛主席说，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她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组织给她恢复原来的待遇，补发了被扣发的孩子们的生活费。周恩来逐一询问了高岗的每个孩子的情况。当了解到他们因受高岗的牵连，升学和毕业分配都遇到困难时，立即指示有关单位，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由于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经公开，为了她和孩子们免遭麻烦，周恩来不让她们回原来的住处，也不让她们住公寓，而是派秘书带着她一起选择了一处独院居住。周恩来中央细心周到地安排高岗的遗属，不仅仅是因为当年高岗托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
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列入国庆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当时，四人帮爪牙迟群等人把持科教组，极力反对李力群党科教组的代表，周恩来便把她安排为天津选区的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宴。后来，李力群又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高岗的难以启齿的歉疚，而又不愿公开认错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呢？
“高饶事件”至今已过去50多年，事情似已完结，但并未完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许多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查，予以平反纠正。人们也关注着“高饶事件”如何对待？
陈云说过：“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没有好处”，“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注14 土改时，一些领导干部反对过“左”的做法，因而被当着“绊脚石”，把他们调离本地区，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搬石头”。“五大领袖”是指当时的村干部：即村长、村支部书记、民兵（排）队长。粮秣委员、妇女委员。】天津讲话，还是由缺点错误。”（1980年3月19日）
但是，他仍坚持认为高饶的问题不能翻。人民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认为，最“复杂”的恐怕一是高饶对毛泽东的看法。邓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泼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呢？二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中国人有恰恰最信奉权威的话。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或“高岗反党集团”等字样都从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饶两个人。对当年被打入“高岗集团”的五个人，中央都给予“实际解决”，而未予公开平反。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的体现吧。不过，只要中共中央对高饶问题没有实事求是的说法，那么，这个问题还将会以讹传讹，谬误流传，遗患后代。
总的来说，笔者赞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伟大功绩，必须给以充分估计。本书的宗旨并非全面评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而仅仅是多“高饶事件”本身提供一些事实真相和思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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