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印度体育电影《摔跤吧！爸爸》海报

《摔跤吧！爸爸》，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以励志和爱国为主题的“印度主旋律体育电影”，在中国意外收获了空前的口碑和惊人的票房。
自50年代以来，中国已拍摄了近70部类似的“主旋律体育电影”。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可以在口碑与票房上与《摔跤吧！爸爸》相媲美；更没有任何一部，可以如《摔跤吧！爸爸》一般，走出国门，在海外电影市场收获影响力和票房。
何以如此？回顾60多年来，中国体育电影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或许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80年代之前：《女篮五号》与《女跳水队员》影片中不多的人性内容遭到批判
1949~1966年间，中国共拍摄了10部体育题材的电影故事片。较知名者，有1956年的《两个小足球队员》、1958年的《女篮五号》、1959年的《水上春秋》、1962的《大李、老李和小李》等。其中，以《女篮五号》最具代表性、影响力也最大。
《女篮五号》被誉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乃是著名导演谢晋的成名作。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49年以前，男主人公田振华是上海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与同为篮球运动员的球队老板之女林洁相爱。在一次与洋人球队的对决中，田激于民族情感，违背老板故意输球的指令，赢下了比赛，随后遭到流氓毒打，被迫离开了球队。林洁也受父威逼迫，接受了一段不幸的婚姻。1949年后，田作为军队转业干部重回上海执教女子篮球队，在队内发现一名叫做林小洁的运动员，发现正是林洁的女儿。田振华与婚姻失败的林洁重续前缘，引领新一代篮球运动员努力奋斗为国争光。
影片的核心主旨，是展示运动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以“揭露旧中国的无比黑暗，歌颂新社会的幸福美好”。相对于当时主流的“革命正剧”，该片在剑拔弩张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尚保留有略纯粹的个人感情戏份，故有“革命生活影片”之称。这也是该片在当时较其它影片更受观众欢迎的缘故。及至1966年，该片受到点名批判，被指“没有党的领导，宣传球队指导球队。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最后叫小姐爱上了穷运动员。宣扬了阶级调和，合二为一。”

图：《女篮五号剧照》，男主人公田振华(刘琼饰演)与女主人公林洁(秦怡饰演)。

1964年拍摄的电影《女跳水队员》，则可谓当时“合格体育电影”的代表之作。该片情节非常简朴：
中学生陈晓红是一名业余跳水运动员，在全国少年级跳水比赛中荣获女子组冠军后，产生了骄傲情绪。同学与领导集体热心帮助晓红改正了这一缺点。后来晓红又萌生了成为体育健将、夺取金牌和荣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思想，导致学习与跳水同时退步。又是在同学、领导和《雷锋日记》的帮助下，晓红认识到体育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个人荣誉，而是为人民服务、为国争光。思想提升后，以前难以攻克的高难度技术动作随之被突破，晓红与队友一同获得优异成绩入选了国家队。
该片在剧情上乏善可陈。不过，片中有大量女运动员跳水的画面，这种健康的形体之美，对当时的中国观众而言可谓难得一见。遗憾的是，这唯一的亮点，稍后亦被概括为“有大腿”而遭到严厉批判。

图：《女跳水队员》截图，“有大腿”是该片符合人性的亮点，也是其受批判的原因

80年代：《沙鸥》与《京都球侠》一者用圆明园疗治丧夫之痛，一者玩“手撕鬼子”
1978~1989年，中国拍摄了20余部体育电影，涉及10余种体育门类。既有篮球片《高中锋、矮教练》、足球片《京都球侠》、排球片《沙鸥》，也有帆船片（《帆板姑娘》）、曲棍球片（《一个女教练的自述》）、自行车片（《神行太保》）、摔跤片（《现代角斗士》）。1981年的《沙鸥》，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作品。
《沙鸥》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国家女排队员沙鸥宁愿冒着下半辈子瘫痪的风险，也要出征日本亚锦赛为国争光。家人和医生强烈反对，只有男友沈大威全力支持，表示即使此后沙鸥瘫痪了也将对她不离不弃。出征日本失利、男友登山身亡、自己腰疾发作瘫痪……都没能击倒沙鸥，不能熄灭她为中国排球运动奉献一切的心火。影片末尾，轮椅上的沙鸥看着电视里的女排姑娘高举金色奖杯，内心独白：“假如，我还能从头生活一次，我还要当运动员，我还要打球，我还要争当世界冠军。”
电影虽然借中国女排崛起的契机而造就了不小的影响力，但影片本身实有不少违背人性之处。比如，面对失去未婚夫这一沉重打击，沙鸥不是依靠亲人的安慰或其它情感填补走出痛苦，而是来到圆明园，在断壁残垣间反复回顾近代中国的民族痛史，获得精神上的升华，进而放弃个人悲伤，回归为国争光的神圣道路，乃至放弃了爱情和家庭。


图：沙鸥失去未婚夫后，前往圆明园回顾民族痛史自我疗伤
《沙鸥》之外，《京都球侠》可能是80年代中国最叫座的“商业体育电影”。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欧洲“海盗足球队”来华挑战，被一批身怀绝技的中国江湖人士击败，这些江湖人士则在赛后被清廷斩首。
该片上映1987年，正值国人为足球异常狂热却又异常失望之时（1985年发生了著名的“五一九惨案”），这种“手撕鬼子”式的剧情，恰可安慰国人受伤的民族自尊心。


图：《京都球侠》里，中国“民间高手”在球场上用蛇吓唬对手

2000年后：《女足九号》与《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一者为踢球抛家弃子，一者拒绝真历史真人性
1990~2000年，中国只拍摄了10余部“涉及体育”的电影，其中半数是儿童片，这与当时国产电影市场惨淡有直接关系。所谓“涉及体育”，意即影片只是拿体育当一个背景，剧情本身与体育并无多大关系，算不得真正的体育电影。
2000年之后，因为奥运会的缘故，体育电影骤然增多，仅2001~2008年间，即拍摄了26部之多。其中较具代表性者，有2001年的《女足九号》、2008年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谢晋导演的《女足九号》，用了极大的篇幅，讲述女主人公罗甜不顾没人照看的孩子、不顾家庭、不顾夫妻关系，坚决选择踢球，以突出其为足球、为国家牺牲的伟大精神。为了将罗甜的选择最大程度地“正义化”，影片刻意将反对罗甜踢球、以“养家养女儿”为名致力于做生意的罗甜丈夫，刻画成一个私德卑劣之人——宁愿在舞厅猥亵舞女，也不愿照顾女儿，反将其扔给正在球场训练的罗甜。殊不知，丑化罗甜的丈夫，并不能证明罗甜的选择很人性。


图：《女足九号》剧照，主人公罗甜将孩子放置在球场，继续参加训练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是一部奥运献礼影片，讲述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曲折历史。但很可惜，好的历史素材，并未能催生出好的电影，反招致很多批评之声，比如：
“剧本纯为显示其（刘长春）为英雄，人物反太过概念化，缺少血肉。……那段在船上冒雨跑步，生硬的励志效果，反脱离实际，透出傻气，难引观众振奋。”
“演员一出场就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碰到日本兵就是一副好汉模样，娶了媳妇还念念不忘理想，而且更神奇的是用打赌的方式让船先开到洛杉矶，再在堵车的时候让我们的刘长春就那样争气的跑到了赛场看到了开幕式，中国的导演给刘长春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和民族内涵，把一个体育先贤打造成了面对日本兵正义凌然的战士，面对搜捕乔装打扮瞒天过海的谍战高手，面对新婚娇妻心事重重理想比天高的中华有志男儿，面对政府的命令燃烧自己不灭小宇宙必须参赛的斗士，最后就成了样板戏里的武工队员了，成了众多被脸谱化的所谓英雄。”

上述批评，恰与该片导演的自述完全契合：
“生活中刘长春的真实故事是世纪性传奇，并非性格的传奇。他虽然是大事件中的人物，却是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也就是说历史上不是他自身性格造就了事件，而是事件决定了他的作为，而后成就和完善了他的性格。然而我们的故事绝不能这样来讲，我们要放大和强调刘长春人性的侧面，提高他性格的主观能动性，让性格影响和决定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定的性格，事件有可能就不会发生或者不会如此发生。这就是我们要选择和使用的性格决定法。所以说，影片中的主人公并非生活真实的刘长春而是我们塑造出来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是具有真实和典型意义的。他既是一个普通人，又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化身，也是人类英雄的典型。”
在《一个人的奥林匹克》里，刘长春不能是真实的刘长春，而必须作“中国民族精神的化身”、“人类英雄的典型”。真实的人性被摒弃后，一个“脱离实际，透出傻气”、“被脸谱化”的刘长春诞生了。


图：《一个人的奥林匹克》里，刘长春在邮轮甲板上顶着巨浪跑步

国产体育电影要获得观众认同，首要之务是“回归人之常情”
《摔跤吧！爸爸》有许多国产体育电影没有的优点。比如，为剧情效果，不惮于将“重男轻女”这一不光彩的印度陋俗暴露在全球观众眼前，也不惮于丑化印度“体育总局”的教练。再如，其演员之敬业（主演阿米尔·汗先增肥50斤再减肥50斤），远非时下国内当红一线演员可比。再如，故事情节的铺陈、节奏的推进、对观众情绪起伏的把控，亦远超出当下的国产电影。再如，对体育竞技的演绎浓墨重彩、扣人心弦；反观国产体育电影，大多仅将体育竞技作为背景轻描淡写……
但仅仅弥补上述差距，恐怕仍然不够。国产主旋律体育电影要想如《摔跤吧！爸爸》这般获得观众认同，首要之务，其实是“回归人之常情”——如前所述，60多年来，中国的主旋律体育电影，一直是在排斥、抵触“人之常情”。


图：《摔跤吧！爸爸》传递爱国主义的同时，也让观众被主角间的父女之情感动，产生“人之常情”式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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