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

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

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中共自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到高岗事件之前只见过有”路线斗争”，没见过有”反党集团”。

从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起才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个”新生事物”。

以前的路线斗争都算政见之争，不曾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不曾见按敌我矛盾处理，而且只涉及代表人物，不牵连追随者。

代表人物只要承认错误同意改正就能继续任职。”

反党集团”则按敌我矛盾处理，沾上了就不得了，悔改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一牵连一大串。
　　
　　高岗的罪状是”反党分裂活动”，具体讲就是反对刘少奇。

高岗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饶漱石、邓**。彭德怀暗示赞成，林彪不置可否，饶漱石拥护，邓**则告发了高岗。

从此刘邓关系无比亲密。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这次全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
　　
　　高岗一事开了个先例：反对刘少奇个人就是”反党”，即便大政方针上没有分歧。

而主持会议给高岗定性的人正是刘少奇本人。

从此中共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一术语，开创了反对某个人就会变成敌我矛盾的人人自危的局面。

　　
　　《是谁整彭德怀？》
　　
　　——师东兵与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谈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实录
　　
　　真正整彭德怀的是刘少奇，根据如下：
　　
　　第一，彭德怀跟随毛泽东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又正受重用，没有理由反对毛泽东。从彭德怀的“万言书”根本看不出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任何原则上的反对，提出的问题都是具体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负责具体贯彻执行的不是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而是主持一线的刘少奇。
　　
　　第二，对彭德怀真正不满的是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一切问题必须负责的是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大跃进贯彻执行中的问题，真正戳到疼处的是刘少奇。
　　
　　第三，历史上彭德怀跟毛泽东关系密切，跟刘少奇关系恶劣。高岗反刘少奇，彭德怀默许。说彭德怀对毛泽东不满不合逻辑，说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满合乎逻辑。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崇高，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那么多高级将领，说对毛泽东都不敬不可能，但说对刘少奇都不敬则毫不奇怪。
　　
　　第四，高岗反刘少奇得到了彭德怀的默许，刘少奇有仇恨彭德怀、找机会整垮彭德怀的动机。
　　
　　第五，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可见整彭德怀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了。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而且“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哪些“领导同志”？能向毛泽东“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的，能“许多人同彭德怀吵”的，除了政治局常委一级的还能有谁？这些人是谁？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资料里不说？解释只能有一个：就是以后把打倒彭德怀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的那些人。最主要的就是刘少奇。
　　
　　第六，刘少奇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没有领过兵打过仗，在军内无威望。身为接班人却军中无人，自然有充足的欲望清除军内异己抓到兵权，有充分的利益需要整垮军内不买自己帐的头号人物彭德怀、清洗军中的反对派和不可靠分子。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这“许多同志”显然首先要数刘少奇：除了刘少奇这个接班人，谁会在“毛泽东之后”对彭德怀“有恐慌感”、惟恐“难对付你”、“有此顾虑”？除了刘少奇，谁能让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出“你那么凶人家都怕你，接班人都怕你，我死之后怎么办”之类话？
　　
　　第七，刘少奇庐山会议上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说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另外根据杨尚昆的回忆，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杨尚昆谈庐山会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少奇这些话充分证明整彭德怀的是他：彭德怀“不算犯错误”还得倒台，可见“反对大跃进”、“右倾”等等根本不是彭德怀倒台的真正原因，只是借口。所谓毛泽东因彭德怀“右倾”、“反毛泽东”要整垮彭德坏之类“理由”也就不攻自破。真正整彭德怀的原因是刘少奇要算高岗的老帐。只有刘少奇最有充分的理由对反对自己的高岗耿耿于怀，对与高岗历史关系密切的彭德怀怀恨在心。整垮彭德怀既符合刘少奇报复心理，又符合刘少奇清除异己掌握军队巩固权位的需要。所以刘少奇才会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相形之下所谓“毛泽东整彭德怀”的“理由”极其苍白无力，根本站不住脚。（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年真正整彭德怀的是谁。）
　　
　　刘少奇在这里突如其来就给彭德怀新扣上了一顶“里通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大帽子——庐山会议决议中没有、他私自强加给彭德怀的吓人的大帽子——整高岗时说高岗“里通外国”，整粟裕时说粟裕“里通外国”，整彭德怀时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时也没有说他“里通外国”，可见爱用“里通外国”这一罪名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毫无证据、舌头一翻就把久经沙场、出生入死的铁血军人说成“里通外国”，这不叫整人叫什么？这不叫玩弄权术叫什么？】
　　
　　对于文革中和毛主席对着干的人弄出的许多好同志受冲击迫害的情况，朱仲丽说：“……但是我敢肯定，毛主席是不知道这些的。他被红墙隔离着，好多的真实情况到不了他那里。毛主席保护过许多的干部，但是他能管得了那么多人的遭遇吗？
　　
　　最后借用访谈实录的话结束按语————历史绝对不会取悦任何人的，历史是无情的法官，它可以延期判决，但是它绝对不会永久沉默；它可以被人蒙上各种外衣，但是它绝对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行走；它能够对付来自各种强权的压力，也能够经受来自任何泪水或鲜血的洗礼；历史的真相即使是最丑陋的、最狰狞的、最美丽的、最辛辣、最苦涩的，也是永久的财富，它不接受任何美容师的修饰和涂抹……。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
　　
　　（1962年1月27日）
　　
　　…………
　　
　　杨尚昆揭秘：刘少奇说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
　　
　　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

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搜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彭德怀怒斥刘少奇：这对我是诬蔑！
　　
　　在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直指彭德怀的“两大致命罪状”：一、“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彭高联盟”；二、“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少奇给彭德怀的定性是：“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彭德怀对刘少奇的定性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杨尚昆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
　　
　　2月底开始，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他给**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里通外国”“小集团”“历史”问题的申诉信。
　　
　　6月16日彭德怀写完给“主席并中央”的信（即“八万言书”）。首先说明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是：
　　
　　“对今年一月份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的某些想法，有不同意见。”
　　
　　彭德怀在《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指出刘少奇所谓“里通外国”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
　　
　　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过个人接触，刘少奇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完全是无中生有！这实际是欺骗了同志，欺骗了党，也欺骗了自己。
　　
　　关于刘少奇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彭德怀反问：“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彭德怀在对刘少奇“虚构的两个理由”驳斥和申诉后说：
　　
　　“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我没有任何反党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对我是诬蔑！”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8月22日彭德怀再次给**并中共中央写信，称：
　　
　　“我写那封信的目的，是想把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我恳诚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和企图‘篡党’，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