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万变皆有因，世事如棋局局新。
土耳其坠落、欧洲右转、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美日欧自建贸易阵营…在错综复杂的棋局里，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激荡变化，不同阵营已初现分野。所谓贸易战，不过是这场国际政治势力洗牌的一阵涟漪。
二战以降，世界都是以有限的几个阵营进行分割，进而博弈、摩擦、争执、交易。两个多月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不仅决定美国的国运，也将决定整个世界的新秩序。
这并非夸大其词。今年11月4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并不仅仅是议员选举，而是美国人投票选择，究竟要走左与右哪条道路。左派道路的代表是民主党，右派道路的代表是共和党。这两条道路代表着不同的政见与主张，对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经济贸易、政治体制、军事体系，甚至是网络与科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是重回东西巨头坐地分肥的镀金时代，还是不惜以残酷的新冷战，甚至是以理性而血腥的热战方式履行终极解决？我们很快会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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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是这场剧变的导火索。
三年前一个夏日的午间时分，三名男子正坐在车里，他们被统一穿上红色衣服。这个颜色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为的是让不远处带着面罩的武装人员更好地分辨。很快，武装人员发射火箭榴弹击中了他们，炸碎的血肉跟着汽车的废铁一起飞溅。
接着，五名同样穿着红色衣服的男子，被置身在一个铁笼中，慢慢地沉入水中。水慢慢没过他们鼻孔时，他们不断跳跃，尝试让自己能够呼吸，以多活几秒钟。但这些都是徒劳，由于他们脖子被锁定在笼子的铁条上，他们头顶没入水中，一连串水泡涌向水面后，彻底没了气息。
最后，七名男子跪在地上，颈部绑着炸药连成一串，炸药被逐个引爆，他们看着同伴逐个头部与身体被炸开，最后轮到自己。
这是ISIS日常发布出来的行刑视频。每组死刑执行完毕后，摄像头都会缓慢地从尸体上扫过。
2011年，美国开始撤军伊拉克，该组织随之开始急速壮大。ISIS的一大特征就是善用互联网。“911”后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网络进行宣传和招募已成惯例，但没有一个像ISIS这样，将社交网络“玩转”得如此极致。极致地使用网络，与他们的另一大特征——极端地残忍相结合，使其在极短时间内便哄传全球，成为现象级的事件。他们枪杀战俘，用小刀慢慢割掉人质的头，把政府军关在铁笼子里浇汽油烧死，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发布这些血腥照片和视频。意图在敌人内部制造恐慌，恫吓软弱的西方政府，让中东各国畏惧。就像蒙古军队屠城以恐吓对手不得顽抗一样。
ISIS最初成功了。“社交媒介恐怖主义”起到了它们预期的作用。残酷处死大批俘虏后，伊拉克政府军望风披靡、一溃千里，ISIS的领地在几个月内扩大了百倍；独狼恐怖分子在欧美城市制造大规模杀戮事件后，西方政客们循例地表演一番“我们谴责暴力，为死难者祈祷”后继续绥靖。仿佛，他们浑身都洋溢着后叶催产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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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叶催产素，是瑞典和英国科学家发现一种荷尔蒙，据称喷了后叶催产素喷雾的女性更友善、更少苛责对方；男性则更积极、更乐于参与话题。催产素还可以作为“催泪弹”的另一种形式，用在聚众者身上，可以平息他们的激烈情绪。也就是说——有了后叶催产素，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恐怖分子啦。
后叶催产素对恐怖分子有没有用不知道，这些政客似乎是用了。他们没有拒绝穆斯林移民，也没有加派军力进剿ISIS。血腥视频的广泛传播还为ISIS扩大了影响力，聚集更多“圣战”分子，并诱惑激进的年轻穆斯林加入队伍。
ISIS后来的失败，严格来说并非败于欧美的军事干预。恰恰相反，它们越是疯狂地杀害美国人质、在美国制造恐怖袭击，当时主政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就越是拒绝报复，反对派遣地面部队打击。奥巴马本人一再重申，对ISIS的策略是“遏制”，而非消灭。“遏制”在美国外交上是一个微妙的词令，最早由另一位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用在冷战对手苏联身上，意思即承认无力消灭对手，所以只能遏制对手过快的扩张。奥巴马把这个词用在ISIS身上，无非是想向美国公众承认ISIS将长久地存在下去，民主党政府不会将其消灭。
民主党一贯奉行的“政治正确”中，黑人、少数族裔、LGBT与伊斯兰教都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使得2016年6月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佛罗里达奥兰多LGBT夜总会杀害50人一事显得莫名尴尬。
那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行凶者为29岁的阿富汗移民奥马尔.马丁。戏剧的是，当他闯入夜总会第一次朝人群开枪射杀后，他拨通了报警电话，告诉一名“9·11”接线员：“我宣誓效忠于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并念完一段穆斯林宗教颂词。巴格达迪是ISIS的头目。说这段话时，他的语气冰冷、镇静、从容。
后来，奥巴马不得不授意司法部长删掉这段报警录音的内容。司法部长对此声称：反同性恋偏见与“线上激进化”（她为了避免提及伊斯兰教而发明出来的名词）都是LGBT夜总会被袭的原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袭击者的真正动机。”
所谓政治正确，指那些无原则底线的包容、原谅他人，对任何人事物都抱有博爱之心，不讲求客观事实，一切行动准则都只围绕“爱”、“善”两字为中心，在言语、政策、行为上不能“冒犯”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极其照顾”（特权），无视强势群体的正常需求，一味要求其忍让、包容、退让、付出等。
可以说，ISIS败于美国民意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来自于两大群体的驱动。一个是另类右翼，他们是活跃在互联网空间的美国年轻人，惯于用P图、吐槽、编段子、“钓鱼”等网络流行的方法调侃主流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在觉醒了“白人种族身份”之后，他们对女权、伊斯兰之类的网络话语霸权充满了厌恶，而ISIS的伊斯兰恐怖活动越猖獗，就越能给他们提供弹药。
另一个是清教徒。该宗教群体代表着今日美国最保守的右翼政治势力。自从1954年民主党参议员（后来当了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并通过了“约翰逊修正案”，美国的基督教政治势力就被打压。
这项修正案修正了美国税例，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在进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干预任何政治活动时，将丧失免税地位。约翰逊修正案强调各个宗教财政公平，原则是为了推进美国政教分离。在基督教势力看来，由于基督教教会远比其他宗教教会数量庞大，约翰逊法案一味强调公平，其实就是在让基督教吃亏。
六七十年代以降，美国堕胎、同性恋合法化之后，一些清教徒宗教领袖甚至在后来指斥“911是对美国堕落的天谴”。他们不满共和党在相关议题上跟随民主党，所以在2008、2012两次大选都拒绝投票给任何一党，最后民主党获胜。
清教徒(Puritan)，是指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残余的改革派。其字词于16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源于拉丁文
的Purus，意为清洁。
清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认为《圣经》才是唯一最高权威，任何教会或个人都不能成为传统权威的解释者和维护者。彼时，英国清教徒发起了一场来势猛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宣布脱离国教，另立教会，主张清除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的残余影响。不久，清教徒开始遭到政府和教会势力的残酷迫害。逮捕、酷刑，宗教审判，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清教徒。被逼无奈，他们只得迁往荷兰避难。
在荷兰，清教徒们享有信仰自由。没多久他们发现，荷兰虽然对宗教宽容，但那里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泛滥，对道德的约束相对很低的国度。这让这批有着很高道德标准要求的清教徒十分不安，于是决定重新离开深受“文艺复兴自由主义毒害”的欧洲，到大洋彼岸的北美寻求新生活。
1620年8月，满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从英国南安普顿市（Southampton）出发。经过在海上六十六天的漂泊之后，五月花号大帆船向陆地靠近。他们的目的地本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他们错过了目标，在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时值深秋，他们决定就在那登陆而不继续航行。由于他们到达的不再是到一块他们持有执照的领地上，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基础，他们在上岸之前签订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申明他们愿意在这块新大陆上建立社区，并服从那里的法律。
1620年12月，这批清教徒在在附近的普利茅斯(Plymouth)定居下來，立即用木材建造教堂，因为在美国早期发展中，一个村落或者城镇的第一个建筑物一定是教堂，作为整个社区的中心。首批清教徒在美洲站稳脚跟，也给更多的英国清教徒树立了榜样和信心。他们满怀着梦想和信念，一批批地来到北美。到1640年，清教徒已经达到2万人，波士顿也开始成为他们信仰和生活的中心。随后，他们创办了哈佛大学在内的一系列大学。美国著名的“常春藤大学”(Ivy
League)盟校，除了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以外，其他的7所全部都是建立在清教徒神学院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立国基础，其中最主要是就是宗教和商业。宗教基础，正是清教主义的宗教背景。当初从五月花号登上新土地，如果他们各自作鸟兽散，不能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共度难关，他们就无法在严寒、贫瘠的北美大陆生存下来。于是，经过反复和郑重的讨论协商，他们在船舱中签署了一份公约，并以此结成了一个世俗的公民政治体，成为美国政体发展的第一块坚实的基石。清教徒在教育、生活、文化，乃至早起美国开荒建设时的创业精神，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笼统地说，美国的建国行为表现为一种对社会未来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源自于清教徒精神。
奥巴马任内强力推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使得清教徒出离了愤怒，因为在圣经里，同性恋行为就是犯罪。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批残杀基督徒，包括数量不少的美国基督徒。对此，奥巴马政府拒绝出兵救助，甚至连谴责都懒得做，这也是美国清教徒对民主党产生强烈敌意的原因。这一次，他们进行了总动员，声称要与魔鬼作战、挽救美国于危难中，号召全体清教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清教徒中的阿米许人全体投票给特朗普（2004年大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呆在家为小布什祷告），更是为其在宾夕法尼亚州险胜希拉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迅速消灭ISIS。他上台后，彻底废除了奥巴马阻挠前方美军打击ISIS的种种制约，充分授权前线指挥官做临敌决策。所谓将士用命，仅仅用了几个月，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军就夺回IS在伊拉克的总部摩苏尔，不到一年就把IS武装全部赶出伊拉克。
“我们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捕和瞄准ISIS首脑、瞄准他们的指挥及控制系统，”美国驻伊拉克空军准将布里格安德鲁・克罗夫特评价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逆转战局：“现在的（华府）领导团队确实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我无法找到更好的领导团队了，他们让军队充分发挥最大的效能。”伊拉克国防发言人拉索尔准将也证实道：“我看到联军比以前更快速地帮助伊拉克，似乎得到很多的支持，在奥巴马执政时，我们看不到这些。”
在此意义上，ISIS堪称自掘坟墓：帮助美国人选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克星特朗普。他们匪夷所思的反人类行为拉低了“伊斯兰护道者”的左派民主党的民望，推动了美国右翼民意的汹涌爆发，使一半以上的美国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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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美国，包括欧洲在内的左右翼，围绕着ISIS这个核心议题，已经进行长达数年的缠斗。
右翼质疑奥巴马和希拉里纵容伊斯兰极端主义，向ISIS提供军火；质疑美国的中东盟友沙特、卡塔尔等国暗中支持ISIS；质疑欧美清真寺的阿訇们向穆斯林灌输极端思想，教唆他们从内部攻击西方文明；质疑女权主义一直致力于抹黑西方“男权”社会，却对伊斯兰蔑视女性的传统视而不见，不但力图将伊斯兰教法引入美国，还与穆斯林极端组织有染。
左翼则非常聪明地利用ISIS炒作出难民的新议题。倡导左翼价值观的媒体大肆传播土耳其道安通讯社拍摄的“小男童伏尸海滩”照片，称其为“最揪心画面”、“人间惨剧”，用催泪弹攻势胁迫欧洲各国民众改变态度接收难民，否则就是“毫无良知”、“罔顾人道主义危机”。如此一来，左翼就巧妙地回避了所有诘疑，把“要不要消灭”ISIS命题转换成“要不要接收难民”、“要不要人道主义大爱”命题。在感人肺腑的幼童伏尸照片作用下，答案无疑是必须的。法国愿意认同配额了，匈牙利总理沉默了，连隔着海峡的英国也表示考虑接受难民了，默克尔宣布德国愿意收容所有难民，人数无上限。于是一年之内就有一百多万（这仅是官方数字）中东难民如潮水般涌进德国。
到了这个时候，ISIS再残忍野蛮、在中东杀了多少基督徒和卡菲尔、在欧美发动了再多次恐袭，统统不是问题，需要以怎样的角度和姿势热情欢迎难民才是问题。于是芬兰总理尤哈·西皮莱说，他愿意将自家闲置的一栋住宅提供给难民，白种姑娘们身姿妖娆地举着标语到火车站迎接难民，一对老年夫妇被逐出家门、因为德国政府认为他们的住宅更适合接待难民……
德国的“难民营”环境条件非常好，有些地方是宾馆似的大楼。第一财经曾经采访过慕尼黑附近的一个三口之家，住着宽敞的三室一厅，客厅里48寸平板电视机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每月可以从政府获得的补助金有1500欧元。一个援助组织的员工披露说，德国政府每月花在一个难民身上至少2000欧元。而当这些难民政治庇护获批后，就能进入德国福利体系，享受与德国公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这些难民又是怎样报答欧洲的呢？他们在收容所里自行实施伊斯兰教法，袭击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雅兹迪人难民，在男女混居的收容所里几乎所有女难民都会遭受男难民性侵犯或被迫卖淫。他们还强奸为他们服务的女清洁工和女义工，跑到街上去性侵穿裙子的女人，更有甚者，帮助ISIS向欧洲发动恐怖袭击。
2015年丹麦发生多起难民强奸本地女孩事件后，政府为难民开设“亲吻不代表性爱、穿裙子不代表淫荡”的课程。2015年12月31日跨年夜，德国科隆和其他12个城市发生中东男难民大规模性侵犯和抢劫德国女性事件。2016年1月，德国一名13岁俄裔少女在柏林被阿拉伯裔男难民当街掳走轮奸，事后德国警方声称该少女是“自愿性交”。同月，瑞典一个自称“15岁”的男难民在收容中心用刀刺死了一名女职员。2017年1月，三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穆斯林难民闯进一名瑞典女子家里，将其轮奸后在Facebook上进行直播，全球为之震惊。而瑞典警方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不是性侵，只是一起“室内虐待”案。
瑞典光在2015年就接收了19万难民，当时是欧洲之冠，结果瑞典国内的强奸案发案率多年来一直也蝉联欧洲之冠。2016年12月，一名17岁阿富汗难民奸杀了一名19岁德国少女，死者是欧盟高官的女儿，经常到难民中心当义工。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导致130人丧生的连环恐怖袭击，七名携带自动步枪、身绑炸弹的凶徒中至少两人是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2016年3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连环恐袭案，共造成32名受害者死亡、至少340人受伤，恐袭核心策划者就是一名为IS效命的叙利亚难民。2016年7月，德国三天内发生了三宗难民袭击事件，一名效忠IS的27岁叙利亚难民在巴伐利亚州音乐会当人弹，炸伤12人。2016年12月，一名穆斯林难民驾驶卡车冲向柏林圣诞集市，12人死亡48人受伤……
左翼把这盘棋下得太大，连自己都无法收拾残局。对于社会受到难民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无情冲击，他们只有一个撒手锏，就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让人民闭嘴。于是有无数被强奸的女人不愿意报警，因为担心“难民的名声受到影响”。左翼政府还拐弯抹角地用“文化差异”为难民罪犯们开脱。
然而这个锅太大，不是这么容易甩掉。起码从现象上，欧洲难民危机指向ISIS与伊斯兰教阿訇们合谋推动的。2015年2月，伊斯兰国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向它们在利比亚的据点发动攻击，否则他们会放出夹杂恐怖分子在内的50万名“难民”进入欧洲。2016年11月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德国的穆斯林难民正在企图把德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方法是大量生育增加人口，用子宫占领德国，以使穆斯林人口终有一天超越非穆斯林人口，到时就可以接管德国并消灭德国的基督教徒。差不多的话也出在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口中，他要求在德国和欧洲的土耳其侨民多生孩子，“生三个孩子不够，要生就生五个。”
正如美国右翼以ISIS的崛起为契机强劲回潮一样，欧洲右翼亦以难民潮为契机，获得了二战后最迅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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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势是跟着美国国内形势作转移的。
特朗普上台这两年，是美国左右两派斗得你死我活的两年。左派除了朝野合力炒作“通俄门”弹劾总统，甚至还发生过企图枪杀共和党议员的丑剧。而特朗普及其右派同僚，则在大法官任命、禁穆令、筑墙、驱逐非法移民、废止约翰逊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发动贸易战等事项上发动全面进攻，行釜底抽薪之计，凿空左派根基。
左右派的对垒已经有二三十年没有这么激烈了。至少从小布什年代起，共和党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就越变越温和，几乎沦为“民主党二号”。美国当然存在着不少班农这种“极右分子”，茶党也发挥了对共和党左倾的平衡作用，但始终没有契机使得右翼强势回潮。很多观察家认为，再这么下去，大估计只需五年十年，共和党变会变成另一个左翼政党。当然，特朗普的当选彻底扭转了这一消极进程。
茶党，又称茶叶党，发端于1773年。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的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民众，为反抗高税收政策，发起了倾倒茶叶的事件。茶叶党因此成了革命的代名词。2009年2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主持人桑特利，在节目中表示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房屋救济贷款政策，呼吁茶叶党再现。很快，就有人开始谋划并成立了新的茶叶党。茶叶党属右翼的社会运动，兴起于反奥巴马情绪。
在现代西方国家，政治通常被分为左翼或右翼，即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这出自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议会中坐在左侧的，支持大众政治运动和改变传统社会秩序，创造平等的财富和基本权利分配的人，称为“左翼”，通常是指社会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在议会汇总坐在右侧，重视自由、重视秩序的人称为“右翼”。右翼的经济政策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越少越好。
二十世纪是欧美右翼的悲惨世纪。更远一点说，右翼的噩梦从17世纪就开始了。我们这里说的右翼，与中国的“右派”、“邓右”无关，甚至在一段漫长的时间内不包括所谓自由主义者，其源头是中世纪的教会和英法革命时代的保王党。这一脉传承，一般称其为“保守主义”。
英国的保守党全称就叫“保守与统一”，俗称“托利党”，就是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托利党、保王派。很多人以为只有法国发生过革命，英国不喜欢革命，从来都是保守主义者。这种看法大谬不然。17世纪克伦威尔领导的宗教战争就是一场大革命，最终砍掉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全面清洗国内保王派。查理二世王政复辟之后，英国革命派分裂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前者要求继续革命，驱逐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查理二世的弟弟），后者要求尊重王权、尊重法治。结果又是革命的辉格党胜利了，执政长达一百多年。
卡尔·马克思在《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一文语气刻薄地嘲骂保守派托利党是“往事的赞美者，是王位、高教会派以及不列颠臣民的特权和自由的狂热的拥护者”和“反革命”，但对辉格党则极为推崇，其倾向由此可知。
辉格党的影响远销美洲大陆，与欧洲1848年无神论革命的思潮合流，在美国诞生了一个叫共和党的革命派政党，与马克思们的第一国际携手，掀起“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发动南北战争，推翻了代表保守派的“南方三十万奴隶主的罪恶统治”，颠覆了华盛顿、杰斐逊的贵族精英+宪政/有限民主模式，开启了一种融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以福利收买选票的“全民民主主义”于一体的激进政治模式。日后，享誉中国的“斗争哲学”、“发动贫农（黑奴）闹革命”等等创举，早在南北战争当中就已经预演过了。
不过，革命的祖宗辉格党最终过气了，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淹没在“进步”的洪流中，由工党所取代。反而俗称托利党、被攻击和边缘化了一二百年的英国保守党延续至今，生命不息。
革命派的共和党击败了南部民主党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生了两场运动，人民党“改革运动”和“进步运动”，深刻改变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走向。共和党经过进步党分裂后逐步变得相对保守，本来代表了右翼保守派的民主党则在排除了南部民主党对总统提名的干预后迅速左转，最终在小罗斯福执政时期左到登峰造极，与斯大林做了朋友、与苏联结成同盟。
从此，美苏建立了雅尔塔体系，白左与红左瓜分世界。在民主党逐步左转的过程中，发现了黑人这个票仓，北方民主党人要求改变保守主义社会价值纲领，争取黑人的选票；但南方民主党人坚决反对，坚持固有的保守主义传统。上述矛盾在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爆发，总统候选人杜鲁门站在北方民主党人一边，终于促成了大分裂，南方民主党人集体脱党，剩下的北方民主党人就往白左之路一路狂奔不回头。
另一方面，1964年贝利·高华德（另有译名为戈德华特）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创立保守主义联盟，提出了保守主义纲领，
推动共和党接受保守派价值观。尽管他在选战中不敌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但保守价值观从此被共和党全面接受并成为核心政治纲领。原来受马克思影响的革命派共和党由此一变而为保守主义政党，并一直延续至今。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战时就定了下来。二战后数十年，总的说来是白左民主党的天下。虽然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挺身而出，抨击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勾结的“卖国20年”，在全美掀起反共产主义浪潮、狠挫左倾之风，但当时共和党并未启动向保守主义的价值转换，受麦卡锡之惠击败民主党人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同样是罗斯福新政的信徒，转过头来与民主党议员一同谴责麦卡锡。艾森豪威尔甚至任命了白左中的战斗机厄尔·沃伦当最高法院大法官，作出了一系列左倾判例，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左转。
五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六七十年代的反战运动……街头骚乱……火烧底特律……枪杀白人警察……嬉皮士运动……“要做爱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乐节……赴河内为北越劳军唾骂美军战俘的珍·芳达……以反美为时尚的文化界影视圈……直到八十年代，左翼的汹涌澎湃才总算消停了下来：那时终于出了个真正的右翼总统罗纳德·里根。
二战的胜利，本身就是左翼的胜利。
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等轴心国签署了一个政治条约《反共产国际协定》，曾经结成了右翼同盟。后来许多学者总在法西斯、纳粹究竟是左是右的问题上缠夹不清，尤其是自以为右翼的自由派如刘军宁，提出了“纳粹与希特勒不是极右是极左”，企图为右翼辩护，实则凸显了中国式书本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的无知。事实上，不能拿着“集体主义”、“个人自由”这些理论的条条框框去判别上世纪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体纲领（共产党宣言）、统一的组织（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右派从来没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组织，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右翼-保守主义是在各国政治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就像酒糟必然会酿成酒。正所谓“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人类天然就对激进的改变抱有怀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对熟悉的事物和环境中获得安全感。保守主义是既成事实，代表着人民对土地、家庭、团体、传统、国家的爱，仿佛自然法一样天经地义，本身并不需要理论的定义。
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适合英国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德国，更不一定适合日本，各国右翼政党的相同之处未必在于它们一起支持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一起反对什么。一起反对离经叛道的共产国际，这就是当时右翼的共识，也是反过来对右翼的定义。因此，纳粹与希特勒、法西斯与墨索里尼，无论你喜欢与否，他们被归纳为右翼。战败后，在纽伦堡法庭上，右翼由此遭到了全盘清算。属于右翼范畴的法西斯被定义为“反人类罪”，“反犹”被定义为“种族屠杀”，左派顺理成章地全面占据了道德高地，其政治宣传占尽上风，本身是在分赃的雅尔塔体系因而也被染上高尚的色彩。
《雅尔塔协议》在这里签署
然而，左翼美国从本质上是反美的，这就使得它们的胜利事实上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什么是左派的自反？种族上他们是白人，但他们从心底里期盼着黑人等少数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脚底下。社会阶层上他们属于精英和富人，却整天要求政策全面倾斜于穷人，“劫富济贫”，结果富人反而更富，穷人还是穷人，牺牲的却是整个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信仰上他们的父辈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们却欢迎对基督教怀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带着极端教义鲸吞欧洲、蚕食美国。
越战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在苏联支持下北越进攻南越，美军既然为了保护盟友参战，本应竭尽全力打赢这场战争，阻止极左武装集团对东南亚的侵略，但美国左翼却反过来以美国的军事失败为目的。左派媒体天天报道美军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权”、造成“人道灾难”，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变杀害南越吴廷琰总统，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战，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尔·沃伦）不顾军事失败和己方人员大批死亡，裁决《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军方机密文件为合法，左派国会和左派政府都在舆论支持下要求撤离越南。于是，美军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烂摊子没两年就被北越“统一”了。百万南越人民不愿在北越政权下生活，变卖家产换取黄金付给蛇头，乘坐渔船“投奔怒海”，为香港和美国制造了绵延多年的难民危机。
太阳底下无新事。2010年左倾总统奥巴马下令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了一大帮伊斯兰恐怖组织群魔乱舞，最极端的ISIS从中崛起，占领了大片伊拉克领土并蔓延到叙利亚。正是ISIS的荼毒使中东几乎沦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难民以土耳其为跳板逃亡欧洲。叙利亚难民危机比越南难民强烈千万倍，乃因穆斯林难民从意识形态上仇视西方。与亲美的南越难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欢迎南越难民，却对穆斯林难民张开怀抱，请它们来对西方社会基础进行最彻底的破坏。
左派是没有祖国的。左派与“国有难、回必乱”的伊斯兰教徒们一样，也是教在国先，有教无国。左派的宗教就是共产主义及其革命理论。经过六十年代“新左派”的粉饰，这套理论成功地由民权、女权、同性恋者权利、气候变暖、普世价值、全球化进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装，让左翼看起来仿佛改换了门庭。其实它们的终极目标丝毫没变，依旧是“砸碎枷锁”，“解放全人类”。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现在用全球化来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锁”，现在用逆向种族歧视、逆向宗教歧视来合法地将整个西方价值观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二十世纪发动了三次大进攻。第一次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为欧美政经、文化、学术等精英领域奠定了左倾格调；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反战嬉皮士之流；
第三次是克林顿和奥巴马。奥巴马将穆斯林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法引入美国，而欧洲诸国也几成欧罗巴斯坦。ISIS的出现，即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两派都抓住了这个偶然-必然之机，展开大搏斗。
对于左翼而言，这只不过是它们一两百年来连绵不绝攻势中的一环。对于右翼而言，这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搏。因为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增加黑人选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纳拉美人口，虽然冲击了共和党，但毕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敌人，而信奉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们大批羼入，却是真正致命的。伊斯兰教根本不允许改信，千年以来也没有向文明演进，二十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后，反而在沙特酋长们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原教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
右翼没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总攻中失败，也许算是一个神迹。越战的失败，令美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下。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失业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种族暴力冲突无日无之，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国力与日俱增，其世界性扩张无法遏止，骎骎然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势。眼看美国从肉体到精神将走向全面败落，保守派终于在绝地中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会、对苏联的献媚、道德瓦解和过度平权方面太过激进，尤其是阿以战争后左翼学生坚决反对以色列，引起了许多原先属于泛左翼的自由派犹太知识分子不满。这些知识分子基本都是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将“犹太-基督教传统”奉为圭臬，他们孜孜不倦地展开了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理论缠斗，在最高学府的前线守住了保守派的阵地。后来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就是论战中产生的名著。
他们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主要信奉两条的政治哲学：一，自由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民主阵营应坚决反对暴政；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他们强调美国的新罗马属性，指出必须用战争等激烈手段对抗邪恶暴政。他们里根和小布什任内，新保守主义者纷纷进入内阁，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主导者，从格林纳达战争、星球大战计划到911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无不出自他们的手笔。
比新保守主义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诚者”更猛烈的反攻来自于基督徒。
美国基督教真正的“大觉醒”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为议员麦卡锡的“反□十字军”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组织“基督教圣战”的创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师、“美国基督教会协会”的创始人卡尔·麦金太尔成为了麦卡锡的智囊，有些演讲稿都是他俩起草的。在他们看来，□□主义不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潮，更像是与一个基督教对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传播的障碍，是魔鬼的阴谋，必须加以阻止、消灭。
1976年，法威尔发起了一系列集会，拒绝所谓的“政教分离”原则，热切地将传教活动与右翼政治价值观结合起来。以道德高洁的基督徒形象争取宗教右翼选票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上总统后，并不推行右翼价值观，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尔失望之余，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数派”组织，力图通过挫败民主党的激进社会议程，将处在“道德崩溃边缘”的美国挽救回来，以圣经重塑美国的道德体系。
在成立的第一年内，“道德多数”就拥有40万成员，预算资金高达150万美元。与此同时，帕特•罗伯森创建的“耶稣的华盛顿”组织周日祈祷，吸引了20万福音派人士参加。除了发动追随者投票给推荐的候选人以外，右翼组织还派人出席共和党大会，甚至亲自出面参加竞选。1979年，罗伯森和法尔威尔等人经过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举行了多番会谈，确定里根为他们的最佳人选。
谋求连任的卡特却被法威尔当头一击，直接打败。卡特说，“那个秋天（1980），由杰瑞·法威尔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南方的广播和电视上购买了1000万美元商业广告，让我成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
“基督教之声”的策略专家科内尔•多那扬言：“1976年，基督徒帮助杰米•卡特以微弱优势获胜。在1980年，我们将使形势逆转。”据估计，“基督教之声”和“道德多数”发动了二百万名福音信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在新教徒当中，里根获得56％的支持，而竞选连任的卡特获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获的10％选票中，三分之二来自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组织还在加利福利亚和阿拉巴马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帮助共和党人成功竞选国会议员。
从此，以基要派、福音派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与共和党结成联盟，参与共和党大会，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并深度影响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共和党在里根时代坚定的反共、反堕胎、反女权、反同性恋等立场，均源于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对左翼的反攻来自于文艺界中的保守主义者。文艺领域中对公众具有最广泛而直接影响的非影视莫属，所以共产国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全世界电影行业进行渗透，包括欧陆诸国，靠着所谓的“先锋艺术”、“蒙太奇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的鼓吹，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植入。
针对美国好莱坞，共产国际的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列宁的好朋友威利·闵岑伯格受托进入美国，专事缔造红色好莱坞。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当时美国影坛，还将大批电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学英美学院学习，赤化好莱坞的第二代第三代。麦卡锡议员曾经将清算的矛头指向好莱坞，时任演员工会主席的罗纳德·里根、和路·迪士尼都曾出席国会听证会，揭发美共成员。作家兼编剧海明威、演员兼导演卓别林都被打为苏联间谍，人尽皆知。被译介过来，所谓“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多半是左翼电影，如《正午》、《北非谍影》、《十二怒汉》之类。
美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将右翼政治理念以史诗形式展现的电影是大卫·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它颠覆了南北战争的主流叙事，揭露共和党指使流氓黑人烧杀抢掠，歌颂三K党保护了南方人民的身家性命，将选举秩序恢复正常，这才有了一个在战争废墟中新生的美国。这部电影诞生后不久，好莱坞即被赤化，真正的右翼电影由此绝迹，偏右倾向的艺术家只敢藏在剧情背后拐弯抹角宣泄一下情绪，再也不敢像格里菲斯那样大张旗鼓地完整表达一套价值观和历史观。
即便如此，右翼倾向的电影还是在美国和世界影坛上大放异彩。大部分硬汉派电影都可以称得上右翼倾向，因为左派对个人英雄主义抱有反感，偶尔塑造起来类似角色也不伦不类。西部片里只身抗暴的独行侠们，如约翰·韦恩、加里·库珀，都是保守主义者，约翰·韦恩长期的激烈反□言行甚至招致斯大林下令对其暗杀，后来赫鲁晓夫亲自撤销了该刺杀令。以镖客三部曲重塑新派西部片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是保守主义者，至少担任过两届共和党大会嘉宾，2012年为罗姆尼演讲拉票时更曾一时兴起，让人搬来一把空椅子，当作奥巴马加以痛骂，语惊四座。2008年他自导自演的《老爷车》里，一个看不惯亚裔吵吵闹闹生活习惯的老年白种男人，最后为遭强奸的亚裔女孩报仇，死在黑帮枪下，是破除逆向种族歧视的经典之作。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洛奇（Rocky）系列和兰博（Rambo）系列，堪称影响力最大的右翼电影作品。整个七十年代美国都处于越战失败后遗症中不能自拔，国际形势上冷战处于守势，被苏联压着打，国内失业率和通胀日益严重，再加上石油危机，美国进入大萧条以来最艰难的时代。左翼电影普遍从选材和表现手法上都刻意阴暗化、混乱化、肮脏化（参见罗伯特·迪尼罗的《出租车司机》），更使民众的意识和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霾。洛奇第一部同样是在灰暗的色调中开始叙事，演绎了一个典型的美国梦故事，小混混白人拳手抓住机遇险些将黑人拳王（暗喻拳王阿里）击败，强调奋斗就会成功。
兰博系列甚至可以代表整个里根时代的美国精神。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1981年，史泰龙开拍电影《第一滴血》。同名小说原本是部反战小说，把主角Rambo塑造为一个残忍的疯子。但史泰龙亲自操刀，将剧本变成“反反战”电影。
越战特种部队退役军人Rambo回到美国，步行穿过一个小镇时受到警长侮辱并以“流浪罪”逮捕，在警局里他不堪虐待爆发，打伤警察夺取摩托车逃入山林。受伤警察企图利用追捕过程杀死Rambo报仇，却被其反杀。警长调来了国民警卫军，将兰博赶入废矿坑再用肩托式火箭弹轰炸，以为已将其炸死时，Rambo以卓越的求生技能穿过黑暗矿道，夺取了一辆军车，手持M60重机枪单枪匹马杀回小镇，炸毁了加油站和野外用品店，将屋顶埋伏的警长乱枪打成重伤。原上司崔普曼上校现身劝他投降，说战争已经结束。兰博终于打破沉默，愤怒地控诉社会对越南老兵不公：没有结束！有！场仗本不属于我，是你要求我参战，我拼了命要去打赢这场仗，但偏偏有人不让我们打赢。我们为这个国家出生入死，回国后却看到机场挤满了蛆虫们，抗议、吐痰，叫我婴儿杀手和各种卑鄙的话！
影片中，兰博代表着所有的热爱美国者、所有出生入死的退伍美军、所有战死的英灵，向煽动反战示威、出卖军人和越南的民主党，以及小半个被煽动起来的“蛆虫美国”迸射出愤懑和怒火。沉痛悲怆的片尾曲
It’a long road 奏响，兰博在上校陪同下昂然步出警局，仿佛一位凯旋的英雄。
左右翼对《第一滴血I》的评价是严重分裂的。左翼认为该片“歪曲了对越战的评价”，而右翼则认为这是伟大的经典之作。30年后在youtube上只有一个定格画面的It’a long road 单曲视频仍然有368万多的点击，1万多赞。
如果说《第一滴血I》是对民主党的卡特时代、以及美国不再伟大的整个七十年代的控诉，那么《第一滴血II》就是对共和党里根的八十年代的热情点赞。这正是美国右翼的一次回潮。服刑中的兰博接受了上校安排的新任务，秘密空降潜入越南，拍摄战俘营里的美军俘虏。殊不料，只身闯虎穴的兰博被政府官僚（暗指民主党人）出卖，落入越共军队之手，惨遭酷刑。越南地下抵抗组织少女Co
Bao将其救出却不幸牺牲后，满腔怒火的兰博爆发了，头缠布条，持重机枪，挎子弹带，握锯齿刀，一个人单挑越共军事基地，然后开直升机怼落苏联空军，带着一营美军战俘飞回泰国。最后兰博闯入美军基地的指挥中心，将出卖他的负责人按在桌子上，一刀插在他耳边，怒吼道：“你知道还有很多人（美军战俘）在那里（越南），找到他们，不然我会来找你！”
最终，兰博向上校表达了他的愿望：“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像我们爱他一样爱着我们。”
而里根总统则对兰博这个角色赞誉有加。1985年7月1日，里根在发布全国性讲话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公众说，“昨晚看完Rambo
II之后，我知道下次遇到危机和挑战时应该怎么做了。”"Boy, after seeing ‘Rambo II' last night, I
know what to do the next time this happens,"
4
世界政局看似纷繁复杂，真看懂了却无比简单。二战以后，所有自由阵营国家都跟远眺着华盛顿的方向标，白宫换了个左翼总统，就集体左转，白宫换了右翼主人，就向右看齐。在这过程中，与非自由阵营的媾和、摩擦、对立，都由左右方向所决定。套句物理学定律，这叫“强美国作用”，比E
= mc2公式还简单。
二战以降，欧洲各国处在左翼不断发动攻势，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或转化右翼势力的过程。德国、法国，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德国是共产党的发源地，社民党（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党）是魏玛时代的执政党，二战后60年代到80年代连续执政16年，法国戴高乐就是左翼分子。北欧三国奉行社会主义，社民党连续执政六七十年，意大利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但在九十年代以后也左翼化。
孤悬海外的英国，也逃不过左翼当道的命运。早在1924年，苏共政治局成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就曾致信英国共产党，要求不惜用一切手段支持工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二战期间，保守党与工党合组战时联合政府，首相邱吉尔注意力集中于海外和军事，国内事务由工党副首相艾德礼主持。工党趁此机会大肆宣扬福利主义、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国有化，并声称社会主义在英国不是乌托邦，很快就能实现。1945年，工党靠着这套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政纲“贿赂”选民赢得大选，邱吉尔和保守党黯然下台。1947年，工党宣布英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一个福利国家。从此，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一直是工党的致命大杀器。其他国家亦步亦趋，福利主义和用高福利买选票的左翼政党便在欧洲大行其道。
由于有美国的保护，欧洲自由国家可以大幅降低军队支出，执政的左翼政党有更多的钱可以大搞福利社会。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在GDP占比20%，主要花费于军事和基建；革命后，社会福利一举将政府支出推高至GDP的46%。但高福利无异于一种毒品，社会大众普遍变成吃福利的懒人后，便瘾入骨髓，再也无法回头了。
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欧洲原油供应紧缩，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各国没钱了，于是进入了“福利国家危机”。瑞典的社民党试图压低福利、削减赤字预算，却导致大选失利，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胜选的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遭到民众强烈抗议也无奈下台。于是各派政党为讨好选民，只能不断提高福利水平，造成“福利超载”，国家只能靠借钱度日。
福利主义横行的同时，另一波左翼浪潮——欧洲一体化亦开始泛滥。
1950年5月，罗伯特·舒曼提出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美国的民主党。1947年3月，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托马斯，众议员博格斯等在国会提出决议案：“国会赞同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1950年后接棒的就是法国、德国这两个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欧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翼组织，其理念是先将欧洲一体化，再进而将全球推向一体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超级乌托邦理念。
欧盟的理论推手当数法兰克福学派和其它“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等人。
他们声称，欧盟正在实践“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最近，当欧盟面临脱欧风暴时，哈贝马斯公开说，绝不能允许欧洲这个“文明社会的项目”失败，全球共同体很有必要，“如果欧洲项目失败，多久能回到现状的水平就是个问题。还记得1848年的德国革命：革命失败后，我们花了100年时间重新达到与革命时期同样的民主水平。”撇开“民主”之类的修饰词，这是明明白白地将欧盟的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的“1848年革命”（该“革命”后来被帝俄和普鲁士镇压）等同起来，其对左翼的重要可想而知。
法兰克福学派对欧美左翼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开启了“反文化”运动，用激进女权主义、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摇滚等形式将文化马克思变成叛逆思潮，让年轻人气势磅礴地站起来反对四五十年代父辈的价值观，包括反冷战、反越战、反基督教、反种族隔离……
左翼极力推动的的欧洲一体化项目，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挫折。最重大的冲击来自于英国右翼领袖撒切尔夫人，她坚决反对欧洲统一货币，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建立欧元区“可能是当代最愚蠢的举动”。正如梅丽史翠普主演的电影《铁娘子》里描绘的那样，她在布鲁塞尔一个人单挑整个欧共体，“在一群满脸怒容、纷纷用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口音兴师问罪的欧洲领导人中，英国女首相显得处境极其孤立。但她毫不退缩，痛斥那些左派官僚：你们妄图建立的乌托邦式超级国家将是一个由德国主宰的、为经济危机所累的“巴别塔”。
为什么至今欧盟区都在用欧元结算，但英国还在用英镑？
撒切尔夫人当初一直无法容忍英镑要用欧元结算。在以首相身份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撒切尔夫人指出放弃财政主权的危险，“我们将要拥有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连利率都不能由自己来决定的统一货币吗？”下台后，撒切尔夫人仍孜孜不倦地告诫英国民众：“英镑加入欧元体系是出卖英国的主权”、“英国放弃自己的货币永远都是个错误”，“我认为，不管是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发展方面来看，单一货币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什么时候失败、失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不清楚。”
正因为坚决抵制欧元区，
撒切尔于1990年被保守党同僚出卖，被迫辞职。而美国辉煌的里根时代也在两年前宣告结束。无能的老布什总统捱过了一个任期，左翼民主党终于重登大宝。克林顿上任，欧洲左翼闻歌起舞，松散的欧共体也迅即签约生效变成了强有力的欧盟，欧洲货币管理局、欧洲央行宣告成立。1999年欧元开始运作，欧元区覆盖欧洲多国。十年之后，欧债危机爆发，十八年之后，英国脱欧。
1979年撒切尔出任首相时，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英国已被工党长期实行的福利制度瘫痪。产业的国营程度非常接近东德，缺乏活力。英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收入税高达83%，GDP增长率不足2%，通货膨胀率则有22%，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受左翼工党和右翼温和派纵容的工会还在罢工，要求制定保护条款、要求加薪，使通胀愈演愈烈。
在撒切尔夫人上任的第二天，她就派出骑警冲击街头的示威群氓、手挥大棒赶走罢工的利物浦矿工，一夜间打蒙了一百多年来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英国工会。镇压了工会后，撒切尔夫人马上推出全新的预算案：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大规模出售国企、大规模出售公租房，同时将“国企”全盘“民营化”。反对改革的内阁成员被她无情撤换，其果断甚至超过今天的特朗普。在保守党大会上，她训斥党内的温和派（建制派）是“爬不动的螃蟹”。不甘心失败的工会发起了1980年的铁工人罢工和1984年煤矿工人罢工，左翼组织也在城市里发动骚乱，悉数被其铁腕镇压。
她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战后英国再次崛起。产业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激活了经济的一潭死水；削弱工会，降低了解雇成本；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降低税收（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从83%减少到40%），重建了英国的中产阶层；采取稳健的金融政策，让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整个80年代，英国GDP增速达到5%，通胀率则下降到4%，普通居民持有大企业股票的比例从7%上升到20%……一部纪录片里如此形容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人民富有了：买房子，消费，跳舞唱歌喝酒。”BBC则用一句话赞扬铁娘子的功绩：“撒切尔夫人挽救了英国经济。”
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差不多同时启动了右翼改革。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减少货币供给，扩展自由贸易，以此政策组合全面取代自罗斯福新政时代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复苏计划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个人所得税率由原来的70%削减为50%，1986年后降到28%；资本利得税从28%降到20%，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到33%，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
里根的减税政策犹如魔法。自由市场经济的药方祛除了社会主义蛊毒之后，美国漫长的萧条期终于结束了，黄金盛世开启了。从1982年到1999年是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实际上经济的强劲增长直到2007年才告结束，整整延续了25年之久。这1/4世纪里，美国创造出的财富远超过前两百年的总和，经济总规模比70年代后期翻了两番，在经济史上绝无仅有。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反共、反苏问题上同样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识。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就严厉批评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缓和政策。里根入主白宫后，就立即制定了对抗苏联的战略。在英美两大保守派的主导下，西方国家不再与70年代一样处于哼哼唧唧的守势和劣势，而是积极从价值观宣传、经济封锁、军备竞赛等多领域全方位对苏联发动进攻。
里根在演讲中怒斥苏联是“邪恶帝国”，可谓前所未有之举。而1981年对苏联展开经济制裁，数年后晋级为经济战——说服多个国家提高石油产量，导致油价大跌，使苏联的经济损失数百亿美元，亦可谓今天特朗普贸易战的先声。
1983年的北约峰会上，撒切尔夫人大力支持里根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换取与苏联互相废核。她先在苏联人面前扮演“中间人”，让苏联谈判解决欧洲导弹对峙的局面，又在里根面前扮演“先知者”，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合作的人”。1987年12月8日，苏联和美国签署了《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这个条约拔掉了苏联武装的牙齿，为瓦解苏联及其卫星国奠定了基础。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
这两位“政治上的灵魂伴侣”，还拉上了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等人结盟，共同构筑保守主义战线，坚决对抗共产主义。撒切尔夫人还牵头成立了包括西德、奥地利、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等30多个国家、40多个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政党在内的欧洲民主联盟，即保守党国际，以与主张高福利、混合经济体制、依靠国家计划调节经济的社会党国际相抗衡。
对国际共运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社民党国际”，就是由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把持的第二国际，那这个“社会党国际”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社会党国际由英国工党发起 、1951年于西德法兰克福成立、总部设在伦敦，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它的英文名称Socialist International（社会主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正式名称完全一样。
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里的各国政党为了工人应该保卫祖国、还是应该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暂停活动。列宁听闻兴奋得手舞足蹈，连忙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利用十月革命的既成事实，大造声势一举夺得左翼的“正统”地位。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让美英反苏右翼在军援问题上无话可说，主动停止了第三国际的活动。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前身费边社，列宁的好基友）与德国社民党（老牌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政党）便合谋重建第二国际。这个1951年版的“社会党国际”，就是八十年前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的再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汲取了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认为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及贫穷问题为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失业贫穷问题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尤其造就了威玛共和的崩溃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以美国民主党政府、英国工党政府为首，连同西欧、北欧多国的形成了战后共识，即“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标榜国家资本管制、全民就业和福利国家，成为了欧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欧洲乃至全球自由国家，由此被拉入高福利陷阱。
这些高福利国家的底层，便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在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里，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
所以，采取“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治国理念就是，不断增加政府开支，不停大基建，日以继夜地开动央行的印钞机，无限银根宽松。用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四万亿”……这种被“马歇尔计划”、“战后重建”等大基建项目刺激起来的泡沫经济，在七十年代受到苏联的军事挑战，再加上高油价的压力，就像个吹成一平方英尺的避孕套一样，砰然爆破。
撒切尔与里根共塑的世界“大右转”，造就了二战后欧洲第一次右翼政党回潮，也摧毁了这种“战后共识”。
对于在危难之秋挽救了美国和欧洲，还消灭了苏联帝国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并不像人们所想的，全世界都把他们看作伟大的偶像。在泛左翼看来，他们是福利制度的邪恶破坏者。撒切尔夫人被保守党同志出卖，黯然下台的那一天，英国下议院外面聚集了大批人群载歌载舞，高唱《叮当！巫婆死了》。里根第二个任期的中期选举，美国左翼揪住所谓的“伊朗门”大肆炒作，重夺议会控制权，将里根政府变成“跛脚鸭”政府，如同今天民主党企图炒作“通俄门”败坏特朗普的任期。
里根去世后，左翼列举了他的12条“罪状”——加剧贫困、险些引发核战、减税济富、压制工会、引发中美洲血战、支持南非种族政权、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等等，声称这是里根“对美国和世界所犯下的罪恶”。左媒发表的文章认为：“罗纳德·里根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和种族的分裂，留下一个更加卑劣和危险的美国及世界。”
比尔·克林顿，这个喜欢拉开裤链的瘾君子，从无能的老布什手上夺回民主党丢失了12年的总统宝座后，立刻重回高福利和增税的“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老路。靠着里根打下的经济繁荣底子，夸夸其谈的格林斯潘配合着“货币宽松”、流水般大印美元，再次吹出一个越来越大的经济泡沫。他们把这个泡沫时代称为“克林顿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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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是真实的繁荣吗？在这场泡沫经济中，总体财富确实增加了很多，但大部分财富是纸面财富，都落在Top 1%的富人手上，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惠。
克林顿八年任期内，拉大了美国贫富差距，1992年最富1％的财富占全国13.5％，2000年占16.5％。总体生活水平看似提高了，但这种提高实际上来自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借债行为。克林顿通过了不少对大企业和华尔街有利却对平民有害的政策。克林顿在1999年签署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废止了要求金融机构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阻止了一个可能监管衍生品市场的法案。正是克林顿的这系列举措，导致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2017年，特朗普上台不久，即表示考虑拆分美国大银行，回到过去的监管体系，支持重新订立现代版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克林顿还做了一件几乎将美国影响巨大的事，不过中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崛起，就是“国际产业转移”。
民主党的卡特担任总统时，与1979年与中国建交，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八十年代，中国依靠这个待遇，逐渐走向准市场经济，从穷国堆里爬了起来，于是有了经济和文化的“小阳春”。但八十年代末尾那年之后，美国国会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总统继续让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决定发生激烈辩论。直到克林顿上台后，国会大多数意见还是认为美国应该在对华政策上更强硬。但克林顿多次表态支持中国“入关”，一步步扭转了舆论。
1994
年，克林顿总统宣布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并宣布不再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挂钩。不久，美国签约让中国“入关”。1999年，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入世”。2000年克林顿发表演讲称：“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还将同意引进民主国家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中国越是开放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如果投票反对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将失去就业机会，因为我们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将占领我们本来可以服务的中国市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关乎我们的经济利益，这显然符合我们更大的国家利益。我正在尽最大努力说服国会和美国人民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美国的公司将首次能够在中国销售和分销美国工人生产的产品，而无需被迫将生产转移到中国、通过中国政府销售或转让有价值的技术——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在不流逝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出口产品。”
克林顿的如簧巧舌说服了华盛顿的所有精英分子，除了一位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在里根组阁初期，莱特希泽就已经出任美国贸易代表副代理，并参与了对日本、欧洲和苏联的多轮贸易谈判，以作风强硬著称。1985年后他去了著名的世达律所，但并没有离开老本行，而是用其拥有的专业法律知识为美国企业和产业工人打官司。
克林顿极力鼓吹让中国入世时，律师莱特希泽曾撰写文章警告，绝不能允许中国加入WTO，否则，奉行重商主义与零和博弈的中国将会对美国“敲骨吸髓”，到时“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制造业工作是安全的”。在华盛顿之外，美国的劳工、环境和人权组织联盟也都表示反对。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专家曾在2000年预测，如果允许中国入世，美国制造业将丢失近百万的工作岗位。
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后，外国对华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1,240亿美元。由于克林顿常年推销的“中国庞大的市场前景”，并且从政策上放开了投资和进口限制，大批跨国公司进驻中国，制造业放弃了成本较高的美国，纷纷跑到大陆设厂。尤其是机械和电子产业，使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美出口飙升。这就是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
早在上世纪50～70年代，美欧就完成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先是放弃了轻纺工业，接着将部分造船、汽车、家电行业也抛出来。承接者是东亚，直接导致了“日本制造”畅销全球，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和繁荣，随后还带旺了东盟。这次产业转移对自由阵营是大有裨益，转移的前提是严格防范了产业向极权专制国家转移。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则是在民主党白宫的政治影响力下强行将产业向专制国家定向驱赶。西方国家首脑中，克林顿第一个在八十年代末尾那年后走进广场，随后积极与朝鲜修好，促使原本疑虑重重的日本、台湾、南韩加快了向大陆的产业转移。日本对华投资和ODA（政府援助）规模在1999-2000年间双双达到历史高峰。1997年索罗斯等美国基金大规模摧毁东南亚自由地区经济，也将金融、投资、制造业驱赶向专制国家。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估计，仅1999年至2011年间，受中国商品的竞争影响，美国损失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镇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铁锈州也由此形成。
克林顿对西方自由阵营的冲击，很多地方都超越了其民主党先辈。除了国内经济上一反前任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重回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的老路之外，还极力推动“文化多元主义”。所谓文化多元，就是宗教平等、道德多元、价值多元，延续六十年代新左派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信条”的大颠覆。同样也是支持女权、LGBT，支持伊斯兰教法的政治正确。后来的奥巴马不过是沿着克林顿开辟的道路奋力前行罢了。在欧洲政策上，他一边支持欧盟成立欧元区，打算将美元的霸主地位拱手相让，一边支持北约干涉前南斯拉夫内战，在东正教国家内部、欧洲的腹部培植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科索沃。
共和党小布什总统在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下继任，但他才能有限，在史无前例的911挑战中应对失措，错误地消灭了萨达姆的世俗政权，令恐怖主义在伊拉克扎根。在他任期将满时，又错误应对次贷危机，使其升级成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尽管主因是克林顿种下的恶果，但小布什本人能力不足亦系致命伤。在他任内，共和党并不像里根时代一样，有清晰的理念和路径反击民主党设置的议程，这也导致共和党慢慢变成了一个跟随型的准左倾政党。2002～2005年，小布什政府拒绝在关税层面制裁中国，亦为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大倾销开了绿灯。
奥巴马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临危受命的。2009年刚一上任，新政府便出台了高达7870亿美元的巨额刺激计划。这些拨款一部分用于稳定近乎崩溃的金融系统，另一部分则投入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社会福利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中。联邦政府意图通过巨额的公共花销，以刺激花销、提升就业率，进而重振美国跌入低谷的经济。
然而事与愿违，近8000亿的经济刺激方案，换来的却是美国自二战后最缓慢的一次经济复苏。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美国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1%，比半个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率整整低了百分之十一，表现远远落后于二战后任何一个经济周期。经济的连年低迷，也造成了民众收入水平的连年停滞。从2008到2014年的七年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有六年在逐年下降。虽然在2015年家庭收入水平开始缓步回升，却依然比危机开始时的2007年整整低了百分之四点八。显而易见，奥巴马施政的八年里美国经济走势十分不尽人意。
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期内，把美国的财富有条不紊地转移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汇储备。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就像每天一针高蛋白营养剂，比如中国由此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本身则陷入高失业、高福利、经济长期低迷的怪圈里无法自拔。
6
苏联崩溃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大国，全球左派剩下的最后精神家园。由于中国的特殊地位，它的经济腾飞，对民主党-社会党国际同盟是有利的，客观和主观上都加剧了全球左转的速度。
90年代末，左翼卷土重来，打着贫富不均的旗号，要求重回集体主义经济时代。1998年左右，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等国，相继地被左倾的政党掌控。国际第二次产业转移，让入世后的中国成为美国和全球发达国家加工厂。加工厂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由此大批买入南美资源和石油，使南美当政的左翼有钱搞高福利国家，支持率高居不下。
受惠于中国的长期购入，拉美左翼政府得以在本世纪，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委内瑞拉盛产石油、巴西拥有丰富的铁矿石、阿根廷则有大豆），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优待低收入户，让医疗服务和教育政策，得以确切地实行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用社会政策稳固政权。
但好景不常，金融海啸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这造成重度依赖一级出口产品，且经济结构单一的拉丁美洲，经济衰退严重。委内瑞拉的出口石油价格下降，让马杜罗难以维持查维斯的社会经济概念，通货膨胀率高达159%、经济萎缩10%。巴西通货膨胀率超过10%、失业率增至7.9%。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开始戳破南美左派国家的经济泡沫，从此每况愈下。近期委内瑞拉发生严重问题、阿根廷选举失败、玻利维亚遭遇逆境、巴西爆发政变……
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复辟因新上任的毛里西奥·马克里政府而发展壮大，同样的进程也因米歇尔·特梅尔政府的上台而在巴西进行着。右翼一直准备在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甚至是在玻利维亚等国纪念胜利。美国也一直宣称其在拉丁美洲的孤立阶段逐渐终结。这一切都表明右翼将重返。
我们近期看到因为美元走强而濒临破产的国家，无不是杠杆高企、大举外债、大搞基建的凯恩斯门徒，并且其国内经济本身疲软。除了南美，杰出代表还有最近占尽版面的南非与土耳其。
南非的货币兰特，年内贬值幅度已超26%。不过，南非近期备受关注，是因为正要推行的“土改”——修宪夺取白人拥有的土地。
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南非由布尔人统治，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是非洲经济火车头，在世界地位经济也较高。其人均GDP、人均收入均属于发达国家。即便八十年代起被制裁，但依旧保持经济增长。
布尔人，源于荷兰语“Boer”（农民）一词。是居住于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人种族之一。是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形成的混合民族的称呼。18世纪初，布尔人便来到南非。经过多次内外战争，取得了南非的统治权，开始了南非的白人政治时代。
布尔人统治南非的时代是南非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繁荣的时期，同时也因为南非位于非洲最南端，是货轮的必经之地，因此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但是这一切繁荣的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前提——种族隔离制度。布尔人在1707年来到南非时，这里是蛮荒之地，虽然有黑人土著，但是黑人基本上处于氏族公社时期，还没有自己的文明。
二战过后，非洲掀起了独立运动高潮。南非共产党成员曼德拉，青年时是苏联信徒，中年后认为毛是接近圣人之人，奉为导师。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曼德拉获得南非统治权，也由此玩坏了南非。在南非监狱时，曼德拉如饥似渴研读毛选，上台后治国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收外资企业、高福利等等。短短几年南非倒退上百年。继任者姆贝基、祖马比曼德拉更加疯狂地南非变成鬼魅之国。
黑人掌权以后，南非开始了“去白人化”政策，变相对白人清算和打压。黑人涌入白人的工厂和家中打砸抢烧，白人不再享有社会福利，白人小孩不让上学、去医院遭驱赶、出银行被抢，社会开始陷入动乱，大批白人下岗，南非的白人中产阶级比如律师、教授、医生、工程师等精英纷纷离开了这个国家，大量社会岗位由文化程度不高的黑人接任而混乱。
南非一共有400万白人，自1995年起到2013年，已有大约80万白人离开了南非。留下来的，60万白人生活在南非贫民窟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小说《耻》就是白种女人遭强奸的活记录。南非经济崩溃是必然的。但南非对白人的迫害一直被隐瞒，直到南非最后几万白人要逃到俄罗斯，特朗普推特披露南非状况，这才进入欧美公众视野。
让我们看下曼德拉当政时期的政策：
为了彻底消除种族歧视，政府机关必须安排一定比例的黑人。这条政令看似很合理，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南非由于常年的种族隔离，黑人的教育程度极低，强行安排进政府不但造成政府工作效率的降低，还引发了严重的腐败。
无条件开展自由贸易。我们知道，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宣扬自由贸易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冲击本国市场，而当时南非刚刚成为发达国家，本国市场虽然相对成熟，但是一下子开放，对南非的中小企业是致命的，政令一下，南非的基础工业产值开始雪崩。
还有完全开放金融体系，让其他发达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大搞“为世界做贡献”运动，对国内高耗能的重工业征收重税，导致重工业坍塌。整个经济出现崩溃之际，南堑暮谌苏ǹ即缶偻庹氩普嘧郑芯么碳ぜ苹?/span>
类似于南非这类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经济濒临崩溃的背后，是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出宽松政策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收紧。在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时，南非等国同时推行，大家一片祥和。但当美国认为自己经济过热，对美元进行加息以刺破经济泡沫，并带来资本的回流。以出口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南非等国由此承受着资本流出与负债成本上升的压力，因为一，钱走了，二，钱更贵了。全球的资源也会因此出现重新分配。
7
2016年是个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件大事，标志着西方乃至全世界迎来了第二次大右转。经过这两年来的铺垫，也到了右转成败的关键节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同样使得克林顿重振旗鼓的左翼“新经济”——无限货币宽松和福利国家政策崩盘，右翼思潮在里根时代结束后，再次获得陷入困境的社会公众的关注。主因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引起的难民潮对欧洲的冲击。
中国人用自己发明的“圣母婊”一词，形容欧洲白左出于泛滥的大爱接收中东难民。这是对西方左派的政治文化根本不了解。其实，“大爱”只是一种假象，大量接收难民的真正原因有两个，一是福利机构、难民产业借此大发横财，一是左派根深蒂固的“友穆”情结。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苏联即发布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致俄国与东方全体穆斯林和劳动人民书》，声称：“奴役世界人民的强盗统治即将垮台。暴虐和压迫的世界末日已经来临。……我们向你们，俄国和东方的劳动者及备受压迫的穆斯林们发出呼吁。东方的穆斯林、波斯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任何一个愤怒的火花都将燃成革命的燎原之火，就连深受外国压迫而懦怯畏葸、痛苦不堪的印度穆斯林也揭竿而起反对奴役者，现在不能再沉默了。……俄国的穆斯林们！东方的穆斯林们!在这条世界新生的道路上，我们期待你们的同情与支持。”
须知，一战时因为土耳其投靠了德国和奥匈帝国阵营，1915年3月英法俄三国遂达成《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秘密协定》，明确规定战后君士坦丁堡、黑海海峡划归俄国。但列宁、斯大林却在《告全体穆斯林书》中宣布“废除由被推翻的沙皇所签订的，由克伦斯基政府批准的侵夺君士坦丁堡的密约……君士坦丁堡应为穆斯林所有。”
为了拉拢“俄国与东方全体穆斯林”一起打倒“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苏联放弃了对君士坦丁堡的主权，期待着中东、土耳其、印度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经过几十年锲而不舍的宣传，“友穆”已经从政策和战略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情结了。这就是左派欢迎穆斯林、顺从穆斯林，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结盟的思想根源。
2008年民主党奥巴马上台，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伊斯兰国壮大，2015年巅峰时期时，ISIS占领的土地达90800平方公里，超过了世界上37%国家。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的一次演讲中，直指奥巴马政府全是一帮奸佞之徒，希拉里伙同奥巴马一起创造了IS。特朗普说“伊斯兰国尊崇奥巴马……
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他创办伊斯兰国。我会说，共同创始人还有骗子希拉里。奥巴马-希拉里政府利用间谍、舆论、资金推动“阿拉伯之春”运动，实际上推翻了中东几乎所有世俗政权，直接助长伊斯兰国的壮大。”
维基解密的主脑阿桑奇还曾经指责希拉里输送大量军火给伊斯兰国。奥巴马-希拉里政府游说阿拉伯国家支持叙利亚叛军，企图颠覆巴沙尔的世俗政权，造成了旷日持久、苦难深重的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恰恰是美军撤离伊拉克、叙利亚内战的最大受益者，它以此两国为根据地，其全称就是“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叙利亚内战正是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的原因。
伊斯兰“难民”引发的问题越多、冲突越严重、恐袭越频繁，欧洲右翼政党就越受欢迎。没被白左彻底洗脑的欧洲白人都懂得一个道理：只要继续无限制地接收中东“难民”，国家的未来迟早属于这些穆斯林。如果不愿意接受这种未来，就必须把拒绝接收难民的“极右翼”选上台。
在北欧的丹麦、瑞典，在东欧，右翼政府已连成一片。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及其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本来只算是中间偏右路线，但在2015年一年内35万非法移民的冲击下，欧尔班和青民盟迅速变身欧盟口中的“极右”。
左右两派目前的斗争线路图已经十分明晰。左派要开放边界，用非法移民和难民稀释固有的白人选民，用高福利收买铁票，用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冲击美国经济，用“政治正确”摧毁基督教价值观，这些都是列宁和卢卡奇时代就大体制定好的方略。穆斯林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文化冲突，贸易战看起来是重商主义与自由市场之争，实际上这些都并非本质，只是左右派潜流汹涌的斗争中泛起的表面浪花。
民主制度最核心的是人口构成。当白人占绝大多数的时候，不可能选出黑人总统，当穆斯林占欧美人口大多数的时候，选出来的总统必将手按《古兰经》向安拉起誓。在民主党长期开放边界、鼓励非法移民投票的政策之下，美国人口比例转变的临界点即将到来。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求在边境筑墙的原因。只有特朗普完成他的任期，右翼才有希望维持住目前的人口比例，才有可能保卫美国固有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如果中期选举失败，特朗普政府变成“跛脚鸭”，左派国会必然发动并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美国的第二次右转浪潮还没来得及结出成果就将被扼杀。
网络上流传一个说法，特朗普将通过实施戒严令制止左派对国家的破坏，而卡瓦诺大法官的任命是实施戒严的关键。尽管此说肯定是谣言，但至少反映了美国右翼的真实心态——特朗普和全美国的右翼，都不能输掉这次中期选举，否则特朗普被弹劾下台后，民主党重新实施开放移民政策，不出几年，人口结构量变到质变，以后美国就再也不能选出右翼总统了。而左派同样不能接受特朗普圆满完成他的任期，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左派的渐进革命浪潮很可能被永远刹止，永远无法臻至全球主义的终极理想。如果中期选举继续失败，一次里根式的暗杀很可能是左翼挽救自己命运的选项。
美国局势在中期选举前后变化莫测，世界局势在贸易战之中风雨飘摇。特朗普利用贸易战，企图重温里根瓦解苏联的故事。班农说过：凛冬将至，战争必临。或许，只有一次全面战争才足以治愈上世纪40年代遗留至今的历史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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