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复杂，加之在意识形态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下，认识中国越来越难（图源：VCG）

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尤其是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来越多的目光也开始聚焦甚至是锁定在中国身上。尤其是习近平作为继毛邓之后中共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在十八大上台后因应着时与势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别有用心”势力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里用“别有用心”来形容一些势力，绝不是扣帽子，抡棍子，而是很实事求是、很坦荡的一种姿态和表达。

具体来说，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一类是中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他们因利益受损故而通过各种方式对反腐、改革和习本人进行抵制；一类是中共体制内尸位素餐的官僚；一类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海外民运人士；一类是兴风作浪、抱持着固有傲慢与偏见的西方媒体。

这四股力量面对不同的议题，亢奋度不一，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试图通过片面化和极端化的手法来制造声势，进而标签化甚至是妖魔化中共和中国。他们偏执地认为，中共就是一如既往地专制、独裁，而中国只要一天不走西方式的道路，就始终是“未开化”之国。虽然这些论调纯属哗众取宠，完全经不起推敲，但在纷纷扰扰的舆论场却总能掀起风浪，不仅让“认识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四股势力经过一番“共振”，已然形成了破坏性力量。

先说中国国内的利益集团

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十八大上台后，习近平通过反腐与改革一边剔除着“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留下的腐肉，一边以刮骨疗毒的底气和勇气啃着难啃的骨头。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受着既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反腐自黑论、反腐终结论、反腐权斗论等等，各种“妖风”在反腐关键时期轮番登场，成为利益集团搅乱人心和大局的惯用“伎俩”，再加上周永康、薄熙来等政治山头的反扑，一时间谣言四起。所幸事实胜于雄辩，一直到2018年12月中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才宣布“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所谓的反腐终结论等各种无端由论调不攻自破。

虽然反腐和改革在习近平的强势领导下得以展开，但对于这一群为了一己私利罔顾大局的利益集团，中共应该毫不手软地“宣战”，否则养“虎”为患，后果不堪设想。

其次是中共体制内尸位素餐的官僚。

官僚主义害死人，这句话真的一点不夸张。在即将满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数量庞大且毫无政治担当和能力的官僚。他们往往片面甚至错误地解读红头文件，抱持着“多做多错、少做少做、不做不错”的心态明哲保身、阳奉阴违，不仅不知道“想民之所想、办民之所需”，也搞不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后的逻辑，更遑论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中国道路之于世界的意义。

所以面对十八大届三中全会推出事无巨细的60项改革举措，他们要么自身消极怠工，要么不断在官场传导一种负面情绪，言必称“改革已经改不动了”云云。目的之一，便是继续安然自得地“官僚”，继续若无其事地“装睡”，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其三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海外民运人士。

1989年天安门风波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居于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可谓呼风唤雨，许多人近乎“明星”，出入各种场合，可现如今，这群人早已风光不再，所谓的“政治热情”也早已被生存焦虑吞没，在主流的媒体上也很难再看到他们的踪迹。可为了获取存在感，这群人依然沿用“逢中必反”的逻辑做着挣扎，继续利用各种机会来兜售、贩卖“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前“民阵”主席修海涛此前出版了一本《我的民运路》，便毫不保留地“民运”队伍的人员概括为“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有鬼的”。很难想象，这样的“四有人士”，何以能全面、准确地认识今天的中国？

以《多维CN》上一期刊登的一篇防止极左撕裂中国的文章为例，但凡认真读过原文的人，都应该看出，文章只是在以诤友的姿态铺陈出弥漫于社会和舆论场的种种担忧，并寄望习近平作为即将满百年大党的核心，应切实地担负起这个时代交予的任务，扛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可该文被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经过一番“利用”后，却被曲解得面目全非，以致于不仅文章提到的诸多现实问题被想当然地忽略，连同对于习近平本人的诚恳寄望，也成了渲染中南海内部阴谋论与权斗论的素材和筹码，把共产党中央想象的和这些民运一样内斗和分裂。而多维好像也一夜之间从他们嘴里的挺习媒体，又变成了可以在中南海内呼风唤雨的倒习媒体——真是翻手为云覆手雨，怎么说他们都能掰扯出一堆歪理！

歪嘴和尚念歪经——这么多年以来，海外民运人士以及作为他们大本营的一些海外华文媒体，都是如此看待中国发展和政治变化的。那些贻笑大方，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解读，都是在证明他们依然活在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樊笼里，处在所谓对中共仇恨的阴影里。他们捕风捉影地解读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但凡见到任何风吹草动，甚至是再正常不过的言行，都会神经过敏，肆意曲解成权斗论、阴谋论，却不知这早已完全偏离了真相与正常的逻辑思维。

最后是兴风作浪、抱持着固有傲慢与偏见的西方媒体，以及听命于西方利益集团的华文媒体。

一个不可否认和逃避的基本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争斗将会在国际传播领域里长期客观存在，尤其在中国崛起切实地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大背景下，矛盾、对撞、冲突不可避免。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扮演起“打手”的角色。所以当习近平以铁腕手段拿下了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一批“大老虎”时，西媒看到的是“排除异己”与“政治清洗”；面对接连不断的藏人自焚，总是天然地将矛头对准中共当局，武力镇压等充满臆测和想当然的噱头频频见诸报端；每遇涉疆恐怖袭击，最先想到的不是针对平民的血腥暴力，而是为暴徒辩护，将恐袭视作他们对抗当局的绝望呐喊；每提到人权，就抱持着不容置疑的教师爷口气将中国指斥得一无是处；在多维上看到文章好像对中共的某些弊病提出了批评立刻就神经痉挛高度兴奋……

以上四股势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依靠西方媒体“放风”来试温，海外民运人士则选择用利益集团的反扑和体制内官僚的不作为来夯实己方政见，西方媒体则选择将利益集团的反扑和中共官场的官僚主义归咎于中国政治制度本身……经过一番撕扯，四股势力看似各取所需，却早已偏离了“认识中国”的基本轨道而不自知.

对中共来说，该听的劝诫应该耐心倾听，对自身的短板和错误，能修正的要立刻修正，努力朝一个令人满意的现代化政党迈进；但与此同时，对体制内外时刻准备猎巫狂欢的力量，就如同本文所言的“四种势力”，又要时刻保持警惕，既不能愚蠢的被他们离间，更不能为了“开明”的虚名而丢掉自己的本质。还是那句话，能改的要立刻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