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礼仪之邦” 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

礼貌，似乎已成为重大议题！

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一千五百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

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公开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其间列举了十九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提醒本国公民出国时要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如此等等。

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

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

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

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 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它指涉了现代制度的剧烈变化。

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

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正义、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成为的核心价值。

毫无疑问，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常识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

  

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还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顺从思想”。

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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