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发起了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它向全国各界人士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未来中国是怎样的”，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这个活动，吸引了胡适、徐悲鸿、巴金、茅盾、郁达夫、林语堂、朱自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响应。
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刊出了142人的244个“梦想”。
巴金说，“在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我只感觉冷，感觉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使我做噩梦”。
诗人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
作家孙伏园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有的是饿，有的是冷，有的是刺客和强盗，哪有什么甜蜜和舒适的梦”。

彼时的社会大众，那些农民、工人、职员，没有一个人写“征梦稿”。那是一个民不聊生，每天都有人饿死的年代；那是一个日寇逼近，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
谁能谈梦想，谁又配做梦。
至于什么法治，什么公平，什么文化、什么艺术，能换来半个馒头么？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月后，1933年2月5日晚，故宫院长秘书吴瀛带着一个卡车车队，悄悄地离开北平。
临行前，他的妻子问他，“我们要去哪？”
吴瀛沉默了许久，说了句，“我也不知道”。



卡车车队上装的，是从故宫清点出来的2000箱珍贵文物。
坦白来说，这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这些文物，日本人觊觎已久。带着它们，一定会受到日本人的追杀。说是转移，实则是逃亡。
而且，故宫又是谁的呢？
在21年前，它还叫紫禁城，属于爱新觉罗·溥仪。但很明显，溥仪没把它当成自家的——他用“赏赐”的名义，把故宫的珍宝交给弟弟溥杰，让他卖了换钱。
1925年10月10日，它改名成故宫博物院，开始对外开放。
据说，故宫博物院，属于每个中国人。可这话，谁又相信，谁又会为了那堆死物，白白搭上性命。

但有人，这么做了。

这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逃亡，这是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转移。

01
那是一场注定艰难的旅途。
13427箱文物，后面是失去的家园和飞机大炮的围追堵截，前方呢？没有人知道前方是哪里，故宫的院长也不知道。
但前方可能会有什么呢？
那是战火纷纷的时期，前方可能会有日军的飞机大炮；
那是民不聊生的民国，前方可能会有等待劫宝的土匪；
那是一个寒冷的2月，前方可能会有大雪纷纷；
那是未知的旅途，前方可能会是风餐露宿的旷野；
那是相对安全但无比潮湿的南方，前方可能会有白蚁和鼠患...
他们运的可是文物啊，出了任何一点问题，那些跨越千年的文物，历经无数人的努力保留下来的文化符号，都有可能会在他们的手上，毁于一旦。
他们一群文人能做的是什么呢？好好地打包。

听起来我像是在开玩笑对吧，但这一步真的是重中之重。
大家都有搬家的经历吧，你就算从你住的地方，顺着柏油马路平缓地搬到隔壁小区，草草地打包装箱，一辆中型货车的家当，你可能要打包上一整天。
但他们打包的可是文物啊，那里面有易碎的唐代瓷器，会破的宋代书画，还有印着中国最早石刻诗文的石鼓。
那石鼓出土于唐代，距离专家们打包文物的此刻，已经1300年了。
每面重达1吨多，有足足10面，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这1300年里，有多少人保护过它们，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一天，交在了那群学者手上。



由于往年的战乱，再加上时间的摧残，上面的石皮早已经开始脱落。原本的718个字，只剩下327个了。
这些文字稍一碰撞，就极有可能被损坏，但这些石鼓真正的价值，就是上面的文字。

为了让文字完好无损，专家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他们拿极薄极软的棉纸蘸水浸湿蒙在石鼓上；

又拿镊子将湿润的绵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以防压坏。



为了避免撞坏，他们拿棉花把石鼓一层层包裹起来；



然后，拿厚绵纸裱糊妥帖；



再拿细麻绳一圈圈缠绕，捆起来；



这样他们还不放心，拿来棉被将石鼓完全包裹起来；



然后，再用粗麻绳扎紧；



接着，才能打包装箱。



13427箱文物，他们几乎都是这么层层打包的。即使没有棉被，他们至少也会放上纸、棉花、稻草和木箱，有的甚至还会在木箱子外面套一个铁盒子。
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所有文物全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以及当时的故宫领导一件一件亲手包装的。
每一件文物，他们都会登记造册后再装箱，每一箱上面，都写上了编号。
单单是打包，他们就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
因为他们要保证，不仅是在南方潮湿的天气里，而是无论是翻车，还是进水，13427箱文物都要完好无损。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地搬家——文物们的搬家。

02
这段旅途就像吴瀛说的那样，没有目的地。
他们原本准备去南京，但他们走的太急了，南京根本没有地方放。
大家只好把文物运到上海，等到南京朝天宫的库房建好，才运到南京去。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南京待多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故宫文物危在旦夕。
大家决定，把文物兵分三路，进行西迁。



第一队80箱文物，由那志良带队走“南线”，这批文物虽然少，却极其珍贵，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都在其中；



第二队7286箱文物，走“北线”，经郑州、西安往西；
第三队9369箱文物，由欧阳道达、马衡等带队走“中线”。谁也不知道具体要走哪里，因为他们的路线，是由敌人的飞机和炮弹决定的。只不过，第三批“中线”文物，乘着英国“黄埔号”轮船，刚刚驶离码头的第4天，南京就沦陷了。
日军进入了原本存放故宫文物的朝天宫，将文物洗劫一空，连朝天宫屋脊上的装饰物“鸱吻”都被他们拆下来占为己有；国学图书馆的档案和图书也被掠走或烧毁。



然后，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所幸的是，这批文物，也就是我们的文化命脉保住了。
但危险还在前面。
南线的文物到长沙时，原本放在岳麓书院，后来他们决定在岳麓山下凿洞存放文物。
几周后，山洞凿好了。马衡却突然接到密电，日军即将大规模轰炸长沙。
他们立即组织人手，把文物向贵州转移。他们刚走没多久，多架日本飞机就俯冲下来，湖南大学图书馆瞬间被夷为平地。



除了战火，其他的灾祸也不断。
北线所走的路是最艰险的一队，他们需要途径郑州，到西安、宝鸡，需要翻越莽莽秦岭，才能南下到广元、成都。
他们到达秦岭的时候，正是寒冬，茫茫大雪封路，他们运送着7286箱文物，边走边打滑。
车队中，一辆车的“拉杆”突然断裂，车辆瞬间失控，朝一棵大树撞去，装有文物的几个大箱子立即飞出车外。



工作人员赶紧下车检查，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正是刻着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的石鼓，每个重1吨多，所幸工作人员打包的好，石鼓并未损毁。
但还要装到车上去啊。这些极少接触体力活的故宫文物专家们，一个个绳拉肩扛，把重达一吨的石鼓，硬生生弄到了车上。这花了他们整整一天的时间。
还有一次，第三队的文物途径绵阳时，必经的一座桥梁正在修建。于是，人们在桥旁搭了一座便桥，让运送文物的车辆通过。
一辆车子通过便桥时，却不小心翻了下去。
幸运的是，桥不高，文物没有摔坏；河床是干涸的，文物也没有浸湿。
但也并不总是这么幸运，1939年，文物从重庆沿水路运往乐山。
但是长江的丰水期太短了，他们想尽了办法，也只雇佣到了11艘木船。为了保证文物顺利过去，他们只能白天黑夜连轴转地搬运。



故宫职员朱学侃到船上去装运，由于夜色太黑，朱学侃没有注意到已经打开的舱盖，一脚踩空，坠入舱底，重伤身亡。
这是为文物南迁，牺牲的第一个人。
走之前，他们大部分人都曾暗暗发誓：人在文物在。
他们真的不辱使命，有人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终于把文物全部安全运达四川乐山峨眉一带。
从1933年到1947年，这场中国文物的长征，花了足足14年的时间，跨越了20000里，在山河破碎的中国，在无数人牺牲的年代，它们躲过了日军的轰炸，躲过了无数场天灾人祸。
13427箱又64包文物，几乎完好无损。
1958年，在离京长达25年后，最后一批文物终于完好抵达北京。
它们完好地躺在今天的故宫里，供我们每一个人参观。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安安静静的文物背后，还有那么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03
1946年，因护持故宫文物有功，欧阳道达获得了政府的“抗战胜利勋章”。
解放前期，国民政府企图将在南京保存的故宫文物运往台湾。2972箱珍贵文物分三批次被偷偷运出。
欧阳道达发现后，立即冒着生命危险，组织人力封闭了库房大门。至此，国民政府没再从库房中，偷运出一件文物。
南京解放后，《新华日报》专门发文章表彰他保护国家文物的功绩。
但这些，欧阳道达的儿子都不知道。老人没和家人，提过一句。
他的儿子欧阳定武，都是看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才知道父亲曾与国宝“共生死”。



而那时，欧阳道达已经去世。
当年参与文物南迁的那批人，几乎都做了和欧阳道达同样的选择。
而这，似乎也成为所有故宫人的选择。
她叫冯忠莲，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的成员之一。1953年，她曾经作画《春江图》，给毛主席做寿。



但1954年之后，人家没有再看到她的作品——因为她在故宫，临摹古画。
我国古代的书画，大多是纸本或是绢本。它们的“寿命”，最多800年。当时新中国已经有了复制的新技术，这些技术，可以给国宝“续命”。
但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画师。
在个人的追求和文化传承中，冯忠莲选择了后者。
从那以后，世上少了一位女画家，故宫多了一位临摹人。
1980年，冯忠莲临摹的《清明上河图》问世，摹本与原作极为相似，亦被故宫博物院列为一级保护文物。
那年，冯忠莲62岁，距离她第一次临摹《清明上河图》，已经过去了18年。



他叫沈伟，故宫唯一的摹印传人。



在他55载的人生中，有33年，和故宫紧密相连。这33多年里，沈伟就安静的坐在故宫的一角，研究着各式各样的方印。
一万多方印，从未出错。
倘若不是那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么个人，用他的一生，摹刻了一万多方印。
这，就是故宫人，他们一生，可能都未曾走上台前。
战乱时，他们走的方向，和战士的方向相反，但同样惨烈。
和平时，他们扎进深宫高墙，把余生，都留给了故宫。



他们传承与坚守的，是中华民族的文脉和脊梁。
1931年，故宫人写了一首《故宫守护队队歌》。
现如今，已经没有人会唱这首歌。但几代故宫人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将它传承至今。

巍巍故宫

竦峙苍穹雕梁画栋

巧及人工文华武英

太和乾清体象天地

寔丽且宏巍巍故宫

古物攸同环姿玮态

百代是崇殷盘周彝

唐画宋瓷亿万斯品

罗列靡遗谁其守之

惟吾队士谁其护之

惟吾队士

尾声
故宫离我们很远。
它里边珍藏的文物，有些我们都欣赏不了。倘若它不是挂在故宫里，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它是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故宫离我们很近。
在过去的2019年，蛋蛋姐卖了很多故宫文创产品，无论是杯子、口红、书籍，一推出来，就被抢购一空。



大家都很喜欢故宫，都视它为所有中国人的文化符号、情感纽带。
不是因为一砖一瓦，亦或者哪一件文物，而是因为，它背后的人。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有太多的人，曾凝视过它，曾保护过它。一副你看不懂画作背后，可能都是一段生离死别。
他们其中，但凡有一个人动摇了，退缩了，害怕了，那你今天见到的故宫，就不会是如今的样子。



正因如此，故宫的一砖一瓦，每一个房间，每一件文物，才会如此珍贵，因为它们承载了太多。
倘若我们无视了这些，那么那些每天只骑自行车出入故宫的人，那些“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人”，那些在海外奔走，想要让国宝回家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2020年，是故宫600岁的生日。
我不希望，87年前的那场战火，那场惊心动魄的转移，是它最有尊严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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