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24日，在时任英国首相约翰·梅杰的安排下，48岁的克里斯托弗·弗朗西斯·柏藤出任第28任港督。
为了胜任这个肥差，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彭定康。
彭定康是英国保守党一员猛将。两年前，正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约翰·梅杰才得以接替撒切尔出任首相。随后，初登大宝的梅杰立即送上了保守党主席的位置。
两年过去，野心愈加蓬勃的彭定康目标只有一个：进入内阁，要么当财长，要么干外相。
做着美梦的彭定康很快被浇了一盆冷水，在巴斯选区下议院的选举中，他败给了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这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进入内阁的资格。
彭定康很不爽，保守党赢了，他却出局了。
  
但梅杰很快对颓废不振的彭定康作出了“补偿”：香港总督。
作为英国女王的全权代表，香港总督不仅兼任三军总司令，而且掌管行政局和立法局，对所有的提案都享有最终否决权，这是实打实的肥差。
也是唯一的绝地反击机会。
此时的香港，距离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过去了8年，正是回归之前的过渡期。
  
这一年，创立香港民主同盟刚刚两年的李柱铭带领民主派在香港立法局选举中步步逼近，野心勃勃地想拿下立法局这块重地。
44岁的《壹周刊》老板黎智英在商海里翻腾起的浪花已经泼洒到了政坛上，而担任司级领导的陈方安生正在冉冉升起。
1922年的香江，浪涛渐近，风云搅动。

二、

1992年7月9日，彭定康抵达香港的皇后码头。
当香港各界的代表和民众涌过去争相观看时，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彭定康身着便装，轻松地挥手微笑，却不见帽子、肩章和佩剑这些历代总督的标配。
第二天，彭定康就来到人群中间，挤地铁，下酒馆，走山路。
  
整个香港轰动了，这还是香港一百年来第一次有港督走到普通人中间。
一个月后，彭定康走进香港立法局，发表了第一份施政报告“新政改方案”，宣布对原有的选举制度动刀。
按照彭定康的办法，改组后的立法局委员会将全部由直选的区议员组成。
而根据《中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里的“直通车方案”，在1995年选举的议员将直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届立法会委员。
打着“民主”和“还政于民”幌子的彭定康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只要内部栽培，扶植代理人，那么回归之后香港的控制权依然在英国手里。
彭定康自然知道中国政府不会答应，但只要把西方“民主自由”的种子撒到人们的头脑里，早晚会生根发芽。
而最先进入彭定康眼帘的，就是54岁的李柱铭。
李柱铭出生于广东惠州，他的父亲是李彦和。
  
作为庚子赔款的首批留法学生，李彦和是第一个法国华人博士。在读书期间，他和周恩来是同窗，并和邓小平相熟。
在国民党战败之后，李彦和既没有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也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多次邀请进京，而是决定归隐香港，从此不问政治。
但不喜政治的李彦和却培养出一个政治狂热的儿子。

三、

当11岁的李柱铭跟着父亲来到香港后，这片繁华都市倚仗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成了这个少年的灯塔。
在香港大学念完英国文学和哲学专业之后，李柱铭先是在一家英文中学当老师，不久决定前往伦敦学习法律。
学成之后的李柱铭一步步做起，逐渐成为岛内响当当的资深大律师。
1982年，已经担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的李柱铭带团前往北京，对香港回归一事进行讨论。
眼看着香港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近，情绪日渐激烈的李柱铭也开始从内外两个方面发力。
1988年，李柱铭公开声称“如果香港继续做100年英国殖民地，我想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
紧接着，他先后奔赴美国、日本和加拿大，要求他们为香港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疾声呼吁：现在的香港是一只即将沉没的行船，恳请各国扶起香港人。
而在香港内部，李柱铭创立了香港民主同盟，并亲自担任主席。这是香港第一个政党。
看到同样“想大干一场”的彭定康，李柱铭遇到了知音。
  
而一心想扶植亲信的彭定康也是一见如故，迅速清理掉一批资历深厚的政治精英，为年轻的民主派开路。
在此期间，李柱铭通过《纽约时报》公开向彭定康喊话：“美国作为世界民主的大旗手，英国作为我们香港的宗主国，彭定康既然拥有英国殖民地法律的手段，就必须推进和建立这些制度。”
1995年，在彭定康的帮助下，57岁的李柱铭带领的民主党在立法局选举中大胜，逐渐建立起对立法局的主导权，演讲台上的他风光无限。
这一年，年少李柱铭十岁的黎智英刚刚创办了《平安果日报》（戏称），开始向岛内喉舌进击。

四、

黎智英能够和彭定康走到一起，靠的是李柱铭的牵线。
不过，与出身将门，一路从政的李柱铭不同，黎智英走的是“曲线乱港”的道路。
黎智英从小在广州长大，家境贫寒的他念不起书，靠着去火车站帮旅客搬行李讨生活。
1960年，12岁的黎智英揣着1港元偷渡到香港一家毛衫厂做黑工，那时每个月可以赚3美元，对他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
不怕吃苦的他白天上班，晚上补习英文，从杂工一路干到经理。
  
1973年，趁着香港股灾，黎智英将省吃俭用攒下的7000港元全部投进股市，一年之后狂赚25万，掘到了第一桶金。
七年之后，手里已经有一大笔钱的黎智英创办了“佐丹奴”服装公司。
  
本来想主打高端品牌的黎智英花重金请来了撒切尔夫人的儿子站台造势，但港人并不买账，加上前期宣传的巨额费用，佐丹奴损失惨重。
见状不对的黎智英赶忙调转舵头，紧急生产大众化的便装和T恤，并且放低身段到人流密集处租下店铺，这才扳回一局。
不久，靠着平价打响品牌的佐丹奴迅速成为香港知名的大众服装连锁店，并开始向内地进军。
1990年，黎智英将营业额已经达到16亿元的佐丹奴股份售出，创立“壹传媒”。
为了尽快出头，黎智英“剑走偏锋”，他旗下的报刊不仅全是标题党，而且内容不设下限。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是读者要的我们就给”、“没人性才能做传媒”。
而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黎智英在五年之后创办的《平安果日报》。
  
为了抢抓新闻，日报的内部团队随身配备着无线监听器、高清照相机，一旦监听到警方的无线通报后，立即奔赴现场拍下第一手画面。
靠着这个办法，《平安果日报》成为香港尺度最大的报纸，凶杀、车祸这些原始无码的画面常常登上头条。
凭借劲爆出位的作风，加上狗仔队对明星和政客的疯狂追击，《平安果日报》很快登上港内报媒的销售宝座。

五、

与黎智英不同，陈方安生走的是世家小姐的道路。
生于上海的她祖籍安徽，祖父方振武是抗日名将，父亲方心诰是纺织品商人，母亲方召麟是著名画家，曾师从张大千。
  
1948年，8岁的方安生举家迁到香港，不久父亲病逝。
家境日渐凋零的方安生很争气，19岁考入香港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成了李柱铭的师妹。
毕业之后，方安生进入香港政府。并在第二年和商人陈棣荣结婚，遂在姓前冠夫姓，更名为“陈方安生”。
年轻的陈方安生一路顺风顺水，逐渐成为香港的“政坛女明星”。
在1982年香港总督麦理浩的送别晚宴上，陈方安生带领着香港政府的一众女高官提着手袋载歌载舞，登台献艺，被坊间戏称为“手袋党”。
  
两年之后，44岁的陈方安生已经升至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位女性署长。
也是在这一年，陈方安生代表香港政府前往北京，列席《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
但很快，她就遇到了从政以来的第一次危机。
在1986年，“郭亚女事件”沸沸扬扬。一位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将她的女儿郭亚女强行囚禁在家里，得知情况的陈方安生立马带人破屋营救。
看起来好事一桩，但外界对陈方安生的批评不断：第一，郭亚女的情况并没有严重到破屋而入；第二，陈方安生的社会福利署不是警察局，并没有闯入私宅的特权。
一时间，“作秀”、“立功心切”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港岛。
关键时刻，还是总督尤德力保陈方安生，并公开赞扬她行事果断。
为了暂避风头，陈方安生被送到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深造。
1993年，53岁的陈方安生又上一个台阶，在彭定康的委任下，接替霍德爵士成为百年以来香港第一位华人布政司。
  
而交换的代价，就是全力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在陈方安生的调度下，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取消了所有区议会的委任议席，直选席位大幅度增加。
此时的陈方安生，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香港铁娘子”。
风光无限的她雄心勃勃，甚至拒绝了英国政府赐予她的“女爵士”头衔，以退为进，做着准备。

六、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竞选，董建华高票当选，不久被中央政府正式委任为行政长官。
陈方安生没能如愿。香港进入了回归的倒计时。
1997年6月30日下午，大雨，英国政府在港岛半山上举行告别仪式。
面色沉重的彭定康看着港督的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奏乐中缓缓降下。
  
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
在交接仪式上，身穿红色套装的陈方安生坐在最中间的位置，成为最亮眼的c位。
  
被任命为政务司的她，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
目送着彭定康和查尔斯王子乘坐着游艇远去，陈方安生五味杂陈。
  
在回忆起英殖的最后48小时中，陈方安生有些倨傲地表示：“应该一切都没变，除了换个国旗，有个行政长官取替港督，其他样样都照常运作。”
彭定康知道，他在五年前撒下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冒尖。
就在回归的关头，李柱铭再一次来到了华盛顿，要求美国将香港问题国际化，对中国施压以保证香港政权移交后的高度自治。
急于把内政变成外交问题的他扬言：“如果没有国际间强大的压力，中方有可能破坏1984年与英方达成的协议，香港将不能得到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如果美国总统不能即时见他，可能会给同情香港人士一种错觉，以为美国不重视香港。”
之后，李柱铭又访问欧洲八国，兜售自己的“香港独立论”。
香港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七、

1998年，香港出了两个大案。
一宗是德福花园五尸命案。
自称风水大师的汕头人李育辉在九龙湾德福花园设坛施法，骗来祈福的五位女性喝下混合着矿泉水和氰化钾的符水而死，并带着掠来的130万港元逃到湖北。
两个月后，李育辉在内地落网，并被法院判处死刑。
另一宗是张子强案。
在7月份，正筹划着再大干一场的张子强在江门外海大桥检查站被抓获。四个月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子强死刑，“世纪贼王”落幕。
  
对于是否应当在内地审理，已是资深大律师的李柱铭要求特区政府将疑犯移交到香港，以此“恢复港人对特区司法管辖权的信心”。
并不相信内地司法的李柱铭也许已经忘记了，就在十一年前，他还曾高度评价内地法律的文明程序。
在1987年于深圳举办的香港基本法起草会议上，李柱铭留下过黑纸白字：“明显地，在司法互助及移交疑犯方面，内地的法律专家的观念和态度是非常开放和文明。”
有时候翻脸确实比翻书要快。
  
正当李柱铭吵得欢腾的时候，陈方安生也不安生。
在回归后不久，广东省提出在经济上和香港融合，建议修建跨境大桥，落实二十四小时通关，但担任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港方代表的陈方安生一直拖着未办，迟迟不松口。
1999年，香港电台播出中华旅行社总经理的两国论，在外界的批评下，陈方安生与当时的广播处处长立场一致，坚持维护电台的做法。
世纪之交，看起来一片祥和，但早已经暗流涌动。

八、

2000年4月份，三件圆明园国宝在香港拍卖，公务员之首的陈方安生并没有阻止，以商业活动合法的理由坚持拍卖进行，引起外界批评。
董建华支持全面落实母语教育，但在陈方安生的力主下，最后仍有100所中学获准继续维持英文教学的资格。
不久之后，61岁的陈方安生因为私人原因提前申请退休，结束了三十八年的政治生涯。
一年之后，身无公职的陈方安生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亲自颁发的大十字勋章，表彰她在殖民地时期的特殊贡献。按照惯例，这一勋章只会颁给香港总督。
  
陈方安生的“份量”可见一斑。
就在她越走越远的时候，已经是港内传媒大亨的黎智英迎来了他的助理马克·西蒙。
从美国海军退役之后的西蒙来到香港经商，“志趣相投”的两个人一拍即合。
从此，黎智英给所有政党的捐款全部由西蒙代办。从2003年开始，黎智英手下的壹传媒给美国高层捐款超过20次。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黎智英就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献金”三次。
从2006年到2010年，黎智英各向香港民主党和公民党捐款1000万港元。单在2009年，黎智英的捐款就占到民主党非会员捐款的99%，公民党的68.2%。
  
有了“超级金主”的撑腰，陈方安生也开始大鸣大放。
退休之后的她先是在《金融时报》、《时代周刊》发表多篇文章，批评选举制度。
不久之后又成立“政制改革核心小组”，要求“逐步走向普选”。
在2007年，已经67岁的陈方安生宣布以独立人士的身份竞选立法会港岛区议席，为香港市民争取普选，并找到各界精英为其背书。
但高打民主牌的陈方安生，马上被人翻出以权谋私的“超按事件”。
在香港楼市起飞的1993年，时任布政司的陈方安生避开香港政府七成按揭的买房政策，通过私人公司运作购买了玫瑰新邨的房产，以此少付了大笔印花税。
就在同一年，她的女儿也通过银行“九成一按揭”购买豪宅。
消息一出，官商输送的批评从四面而来，泛民主派指责她不是真心为普选和民主。
左右逢源的陈方安生，最后只能被左右夹击。

九、

就在陈方安生为复出筹谋准备时，李柱铭又一次来到了美国。
2007年，李柱铭在美国国务院的听证会上放言“世界各国对香港的民主发展都有道德责任”，要求美国国会通过新的“香港民主法案”。
同时，李柱铭公共声明，希望美国总统小布什利用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向中国施压，而“不应只满足于做单纯的体育爱好者”。
  
但根据香港民调显示，84%的香港人并不希望将奥运政治化。
这是哪门子的“为民请愿”？
2013年3月27日，香港爆发“占中运动”。
一个月后，陈方安生笼络一批立法局议员和大律师，宣布成立“香港2020”组织，要求香港进行政制改革，实现全面普选。
黎智英主持的《平安果日报》首当其冲，不仅大篇幅刊登游行广告，而且详细列出游行口号与诉求，并对游行期间的各种注意事项进行备注，堪称“游行指南”。
在一年的时间里，“金主”黎智英先后向反对派捐款5000万港元，作为运动经费。
占中运动愈演愈烈，整个港岛陷入混乱。
看着香港青年们激动地走向街头，《平安果日报》深情声援：“年轻人，我们风雨同路。”
趁着这个机会，李柱铭和陈方安生跑到美国，与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白宫会面，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预。
  
2019年4月8号，“修例运动”爆发前的两个月，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在黎智英家夜宴，此时《逃犯条例》的修订刚刚产生重大分歧。
他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在背后操控和推波助澜下，“修例运动”在6月份燃起烈火。
一个月之后，黎智英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会面，讨论香港的独立地位。
  
8月3号晚上，正当香港油尖旺发生动乱时，李柱铭、陈方安生和黎智英在一家意大利高档餐厅向中央情报局员工兼“助理”的马克·西蒙汇报情况。
  
根据日本《选择》月刊的披露，从2018年开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已经向香港泛民主派提供了45.5万美元。其中的关系不言自明。
李柱铭们并不孤独，在他们身边，站着一批新的后浪。
就像彭定康给他们撒下种子一样，前浪也给黄之锋们埋下了“执念”。
  
时间拨回到两年前，李柱铭的儿子李祖诒与莎莎国际控股主席郭少明的千金郭诗雅成婚，顺利“嫁入”豪门。
  
婚礼之外，就是人声鼎沸的街头政治。
这些香港的普通人，恐怕十代都成不了豪门。
而高喊着“风雨同路”的黎智英，一家七口早已经是英国国籍。
精英设的局，怎么可能自己钻到里面去。
这些奔涌的后浪，只不过是李柱铭这些前浪们迈向权力的“政治燃料”。
逆风而行，一意孤行的前浪只能拖着后浪卷入漩涡。
但不管是前浪后浪，大风停了，都是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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