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仅于此文，献给曾扎根中国农村，在风里雨里救死扶伤，散发人道主义精神的“赤脚医生”。
1970年5月，江西赣南山区的信丰县，天气开始转暖，时令进入繁忙的春耕期。在县城东南方向的崇山峻岭间，发现五个结伴同行的年青人，他们来自繁华的上海滩，前往一个名叫山香村的地方。他们不是徒步赣南山区的驴友，而是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的知识青年。
这五个年青人，被村委书记安排在山香村老圳头小队落户，准备扎根农村干革命。村民印象最深的是，有个知青与众不同，队里收工之后就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看到深夜才肯入睡，第二天又照常下地干活。这位知青出生于医学世家，特别喜欢读医学书，同时也喜欢看政治、经济、哲学书籍，涉猎广泛，博览群书。
1973年11月，这位爱读书的知青，被转调到江西横峰县红桥垦殖场总场插队，成了一名救死扶伤的赤脚医生。在当时，赤脚医生并没有完全脱产，工作不忙时要下地干农活，是半医半农的农村卫生员。两年后，这位赤脚医生因工作表现突出，被推荐到上饶卫生学校深造。从此走上医学之道，后成为全国血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名医，并在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位赤脚医生叫陈竺，2007年出任中国卫生部部长。
从江湖到庙堂，从赤脚医生到卫生部长，陈竺见证了中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变迁与发展。走上庙堂之后，他没有忘记在农村做赤脚医生的经历，深知赤脚医生对中国农村卫生医疗的重要意义。2007年伊始，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表彰了200名杰出的乡村医生，大部分受表彰医生都是根正苗红的赤脚医生。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段温暖人心的岁月。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国家主席毛泽东汇报卫生工作。钱部长如实地讲到，国家高级医务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安排比例75%发放到城市，农村只占25%。毛主席听后很震怒，对当前卫生医疗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并做出重要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我们应该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没多久，毛主席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商讨在农村培训卫生员事宜，以此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看病困难的问题。毛主席针对农村一穷二白，国家医务人才严重短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卫生员的战略构想。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力排众议，指示医学教育要改变培养医务人才的方式方法。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我们从毛主席激切的谈话中，可以隐隐感觉到他老人家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急迫，恨不得自己是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成千上万的卫生员，立马奔赴全国各地农村，帮助缺医少药的人民群众看病去痛。这种激切的语言，在人民群众看来，每个字都浸润着爱民如子的情感。
毛主席曾讲过，读书是一种学习，工作是一种更重要的学习。干革命，没有谁天生就会，要边干边学习，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农村卫生员也一样，理论结合实际，病人看多了，医术自然就会进步。全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始着手落实培训卫生员的重要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市政府走在最前面，成为培养卫生员的成功样板。
1965年夏，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正式开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员可以学习医学常识，以及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成后直接回公社当卫生员。这种短平快的培训班，虽然不能培养出医学专家，但是能快速为社会提供懂医学知识的卫生员，回到公社农村可以普及卫生知识，帮助群众解决感冒发烧、跌打扭伤等小病小痛。
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这些医学底子浅薄，只有高小文化或初中文化的卫生员，白天出门问诊或下地干农活，晚上还挑灯夜读，刻苦学习医学理论知识。他们有的拿自己做实验，练习针灸与注射的技巧，竭尽全力提高自己医术，争取帮群众解决更多的病痛。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农村卫生员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份新闻调查报告，讲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员王桂珍、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提供卫生医疗服务的光荣事迹。经过上海市政府的宣传，王桂珍与黄钰祥成为学雷锋式的卫生员，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同年9月，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全文转载这篇调查报告，随后《人民日报》跟进刊登。毛主席在看完《人民日报》转载的调查报告后，内心特别幸喜与激动，拿笔在报纸上批注“赤脚医生就是好”。随后，其他报刊杂志纷纷转载。
“赤脚医生”这个词，充满画面感，让人倍感亲切。毛主席御批之后，在媒体推波助澜下，一夜之间红遍神州大地，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网红”，经久不衰。在中央政策支持下，赤脚医生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散落在广袤与偏僻的农村。最高峰时期，中国有500万赤脚医生，大部分人都籍籍无名，把根深深地扎进农村，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在中国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赤脚医生用他们淳朴的初心，无处不在的良知，不尖端却简单实用的医术，温暖了中国整整20年，让几代农村人受益。这一切，都需要感念一个为民谋福的坚强老人，他叫毛泽东，永远光芒万丈的人民领袖。
在近代，对于历经沧桑的中国而言，从来都不缺吃苦耐劳、勤快能干，且头脑聪慧的人民。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艰苦创业年代，各行各业都冒出许多平凡而伟大的风云人物。譬如用身体搅拌泥浆制服井喷的油田工人王进喜，克服重重困难搞出“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钱学森等等。
在赤脚医生群体中，自王桂珍、黄钰祥之后，各地涌现出许多新生力量。湖北西南山区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就出现一个改变中国农村卫生医疗历史的赤脚医生。他曾作为中国赤脚医生代表，在联合国发表农村医疗合作的主题演讲，为中国赢得国际赞誉。这位传奇的赤脚医生叫覃祥官，中国合作医疗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1964年，只读过三年私塾的覃祥官，被公社推荐到县城参加中医培训班。经过四个月脱产中医培训，他回到老家公社卫生所当医生。在卫生所坐诊看病的期间，覃祥官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患者，有时让他感受束手无策。这些患者有个特点，大部分都是因家里太穷，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才把小病轻痛拖成大病重症。
面对这个揪心的现状，覃祥官陷入苦苦地沉思。当他翻阅《赤脚医生手册》时，看到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发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顿然灵光一现。什么是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免费帮农民看病，农民看病吃药不用花钱。过去我们搞信用社，就是为了防止地主放高利贷剥削农民；搞供销合作社，就是防止奸商欺诈农民。我们也可以依葫芦画瓢，搞个医疗合作社。
覃祥官说干就干，跑回生产队挨家挨户搞调查，听听社员的想法和意见。调查发现大部分社员都同意搞医疗合作社。覃祥官趁热打铁，把自己思路与社员想法结合起来，写了份医疗合作社协议草案，并把它上缴给公社大队，以期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
覃祥官构想的医疗合作社，运营程序很简单，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按人均每年5角钱的标准，补贴合作医疗社。群众看病时只要交5分钱挂号费，看病吃药不用花钱。当地乐园公社对覃祥官提案高度重视，当日就召开公社党委会进行讨论，建议覃祥官在杜家村先搞个医疗合作社试点。行就全公社推广，不行就拉倒。
1966年8月10日，中国五亿农民和往常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鄂西南长阳土家自治县杜家村的农民，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医疗合作社——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贫困而纯朴的农民，并不知晓它对中国的意义，包括覃祥官本人。他的初心，只是雷锋式的善良，只不过他换了个做好事的方法，没有单打独斗地做英雄人物，而是整合了集体的力量。
以此同时，覃祥官还做出另一个重要决定，辞掉公社“铁饭碗”，回大队当赤脚医生。为集体利益，主动放弃个人利益，是毛泽东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民精神，在现在看来，是一种非常稀缺的社会资源。
在覃祥官努力下，医疗合作社运营得非常好，群众遇到小病小痛，在大队卫生所就地解决，极大改善了群众健康状况。十里八乡的群众，对杜家村自创的医疗合作社都竖起大拇指，公社见医疗合作社试点很成功，就向县卫生局反映情况，准备在全公社大力推广。
1968年10月，对于自力更生的中国人而言，迎来一个重大喜讯，南京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它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与桥梁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自主桥梁设计能力，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大大地鼓舞了奋发图强的中国人。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不久，一份详细反映乐园公社医疗合作社情况的调查报告，兜兜转转终于送进了北京中南海。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湖北乐园公社搞合作医疗的经验。《人民日报》是当时政治舆论风向标，医疗合作社随之在全国农村迅速铺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截止1976年底，全国90%以上的农村都建立了医疗合作社，加上数百万的赤脚医生队伍，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赤脚医生与医疗合作制度，给中国农村带来巨大的改变，一是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二是人口病亡率快速下降，三是人均寿命得到显著提高。
毛主席主导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创举之一，其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解决5亿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赤脚医生+医疗合作社”模式，开创了中国医疗发展的新纪元。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发展史，在经济水平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建立接近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毛主席时代，是中国医疗模式进入最好状态的时代。
赤脚医生制度，堪称是世界医疗的奇迹。
它以最低的成本，做出最大的成效，不仅初步解决中国几亿农民看病问题，还为世界各国政府提供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样本。先后获得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多次赞誉与褒奖。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千里迢迢赶到中国，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拍摄组进入中国东部农村，采访了多名普普通通的赤脚医生，用纯粹的镜头记录了赤脚医生开展预防传染疾病，宣传健康卫生，以及就地取材，用传统中医针灸、火罐帮农民群众治疗疾病的历史情形。
该影片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赤脚医生”进入西方国家视线。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双方人文交流，促进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政治关系缓和与改善。
1976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中国赤脚医生代表覃祥官，受邀发表长达2小时演讲。会上外国记者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为什么中国医生不拿工资，给群众看病还如此积极？覃祥官是这样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我们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医生，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医生。
外国记者纷纷伸出拇指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体系庞大，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中国的赤脚医生在国际大舞台上，发出自己自信而豪迈的声音，穿透整个世界。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以赤脚医生为主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称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医疗模式是“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写到这里，再补充讲述一件事件。当时国家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曾组织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单位，集体编著一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内容丰富的《赤脚医生手册》。这本书对赤脚医生帮助很大，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方便。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赤脚医生享誉世界之后，这本书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公开发行，至今仍有销售。
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群众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传统医道的胜利。
什么是文化自信？凡是一切有益于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创造，包括社会治理的制度在内，都将会沉淀成一种自带流量与信心的文化。在促进人类文明进程的过程中，文化的张力能突破地域的封闭，从区域文化繁衍成世界性的文明。
历史告诉我们答案，毛主席时期的中国医疗模式，是一种自信的文化，一种先进的文明。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大队，18名农户联合签名搞“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中国农村“包干到户”的改革序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取代过去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经济模式在农村土崩瓦解。没有人民公社，依附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村医疗合作社，也随之灰飞烟灭。赤脚医生在时代大变迁中，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许多人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1985年，卫生部正式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称呼，取而代之是乡村医生。大部分赤脚医生失去生存的空间，开始转型谋生，另寻出路。少部分赤脚医生，获得乡村医生资格证书，得以在广阔农村坚守下来。他们继续肩挎医药箱，在农村悬壶济世，走上自负盈亏的商业医疗之路。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时期的中国医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炽热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中国人的想象。这份温暖人心的余热，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才渐渐复归平静。
1991年2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向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颁发“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该殊荣的卫生部长。
1996年12月17日，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认为中国赤脚医生制度值得非洲各国家借鉴，这种初级医务人员队伍，是帮助解决非洲艾滋病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赤脚医生与医疗合作”模式，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人民群众与贫困人口“看病难”的问题，开始慢慢堆积。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的痛点，像原野上的草，枯了又长，长了又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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