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右二）
一般印象上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军阀不顾人民死活，主动向列强出卖中国主权换取自己的利益。可是军阀中也不乏爱国者，徐树铮是皖系军阀的台柱型将领，1919年，就是他收复了外蒙，这一事件绝对不能低估，这被看作是徐树铮一生最大的功绩。
北洋军
一、外蒙的“自治”
1911年，趁中国辛亥革命，清朝中央大乱之际，在沙俄鼓动下，外蒙封建王公驱逐了清朝驻外蒙的办事大臣三多，宣布“独立”。外蒙伪政权在当时不被中国和世界各国（除了沙俄）承认，所以“独立”的外蒙实际就是沙俄的傀儡政府。
民国建立后，民国政府曾想要收复外蒙，但遭到了沙俄外交、武力的双重拒绝。至1913年，打不过沙俄的袁世凯政府，只得和沙俄签署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这些文件承认了沙俄在外蒙的特殊利益；但中国对外蒙拥有宗主权，外蒙撤销“独立”，中国则承认外蒙“自治”。《中俄声明》实际是在沙俄威逼下签署的一份不平等条约，“宗主权”不同于主权，外蒙本是中国固有领土，但该文件却将北京和外蒙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强行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上下国关系，连同所谓“自治”，北京中央政府将无法对外蒙行使任何主权，实际还是变相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袁世凯
二、外蒙回归的先声
自外蒙“自治”起，至1919年，外蒙“自治”政府控制着喀尔喀四部及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两个区，总面积100余万平方公里，其政体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该政权完全依赖沙俄的支持。换句话说，外蒙“自治”政权就是沙俄政权的延伸，一旦沙俄灭亡，外蒙的“自治”也就不能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沙俄发生十月革命，支持外蒙的沙俄覆灭，失去外援的外蒙“自治”政府瞬间瘫痪，被摧残的外蒙爱国统一势力得以伸展，终于在外蒙地区掀起了回归中国的呼声。
外蒙的四部两区
1919年8月4日，在外蒙首府库伦，由部分爱国王公首次公开提出了回归中国的呼声，他们向当时北京中央派驻在库伦的都护使陈毅（不是陈毅元帅）发出了正式请求，陈毅随即开始为收复外蒙奔走。但回归的请求遭到热衷分裂的僧侣、王公们的反对。爱国派和蒙独派水火不容，屡次火并，蒙独派代表、活佛哲布尊丹巴甚至派人到北京施压，污蔑陈毅，要求北京将其罢免。活佛代表进京事件给北京造成了巨大震撼，因为他进京的目的是“意欲请美使援助”，而英法也派人到活佛代表处问询，展现了列强想要在外蒙问题上涉足的野心，这使得外蒙局势逐渐失控，北京进退维谷。
外蒙喇嘛
三、西北筹边使的到来
徐树铮，北洋悍将，皖系段祺瑞集团的主力、核心人物，徐树铮也是段祺瑞的心腹。1919年前后，正是皖系占据北京、称霸中国之时。这一年6月13日，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主管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内外蒙古、新疆之行政、军政、财政三权。
随着陈毅活动的失败，外蒙古局势失控，作为名义上西北各地最高领导人，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有两个选择：要么默不作声，任由外蒙混乱下去，向世界展现北京对外蒙的失控；要么孤注一掷，收复外蒙。徐树铮果断选择了后者。10月23日，徐树铮立下军令状：“一日不离（筹边使之）职……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于是率一个旅的兵力离开北京奔赴外蒙，29日到达库伦，接管了陈毅的全部事项。
徐树铮
原本在清代，中央在外蒙采取分化政策，即王公管理世俗政务，僧侣管理宗教事务。但近代，外蒙脱离中央之后，僧侣做大，外蒙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地区，部分王公不甘屈服于僧侣，为了夺回权力，也认同回归中国，而僧侣为了巩固权利，则顽固地秉持分裂政策。陈毅之时，主要拉拢爱国王公，打击僧侣，结果造成蒙地混乱。所以徐树铮来外蒙后主要功夫用来对付最大的反动分裂势力——僧侣。徐树铮看到蒙地多信佛教，僧侣有强大的精神控制力，所以他不指望彻底废除僧侣对政治的控制。
11月1日，徐树铮在库伦召开了政治磋商会议，与会者皆为北京政府的官员，即都护使陈毅、都护副使恩华、随徐树铮入外蒙的旅长褚其祥、参谋杨志澄。会上，徐树铮确立针对僧侣、收复外蒙的两大原则：一，明确外蒙主权在中国政府；二，分化拉拢外蒙封建势力。
库伦（今乌兰巴托）
四、外蒙主动撤销自治
徐树铮看到僧侣阶层主要受巴特玛多尔济、大沙毕商卓特巴、绷楚克、棍布四人控制，四人之中，“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巴特玛多尔济是分化僧侣的入手点。因为巴特玛多尔济名义上是外蒙最高首脑，但在宗教层面，他上面还有活佛；而世俗层面，和他同级的高级喇嘛绷楚克等人又被活佛授予了“亲王”称号，巴特玛多尔济的称号却只是王，矮他们一级，这就使他们之间产生嫌隙。所以徐树铮主要结交巴特玛多尔济。在11月11日的交涉中，巴特玛多尔济希望给自己弄一个“亲王”的封号，徐树铮当即承诺，一旦外蒙撤销自治，“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双俸”。随后徐树铮又游说活佛，承诺现有的宗教礼仪和待遇不变，“不令佛有失体面”，但活佛不置可否。
之后徐树铮又检阅了外蒙军队，经徐树铮核算，全外蒙总兵力不足五千，且装备落后，所以徐树铮向外蒙封建势力秀了秀肌肉。他以褚其祥旅（皖系部队，隶属西北边防军，接受了日本借款，装备日系武器，是当时中国战力较强的部队）为样板，展现了中央军队的强大。随后经徐树铮、外蒙爱国王公的努力，最终决定褚其祥旅改为中央驻库伦防卫军，中央武装力量的驻扎使得外蒙封建势力为之胆寒，至此外蒙回归之事已是板上钉钉。
西北军
至14日，除了活佛态度不明朗之外，其余封建势力都认同回归中国。15日，徐树铮威胁活佛再不同意，则“蒙情极度危急”，恐活佛“难以承担祸蒙之罪”，甚至会押解活佛进京。随即活佛认输。17日，外蒙各封建王公、僧侣联名通电北京，请求撤销外蒙“自治”。22日，北京应外蒙之请，“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宣布外蒙废除“自治”，实际意味着外蒙的回归。
外蒙喇嘛
最后
外蒙的回归对民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政治上，拉动了内蒙的亲中央势力，就在外蒙回归后一个月，即12月下旬，呼伦贝尔自治政府通电北京中央，“因外蒙古治权归还中央……呼伦贝尔所有区域商请仿办”，自此使得内蒙牢牢把控在中央手中，内外蒙古的完全回归实现了辛亥革命以来五族的共和和统一。外交上，则粉碎了俄国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向世界展现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决心。军事上，收复外蒙，则巩固了中国北部边防，同时也断绝了日本侵略外蒙（日本出兵北满西伯利亚，潜藏着借口抵抗苏俄、侵略外蒙、掠夺资源的野心）的野心。经济上，维护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外蒙存在大量的资源，但外蒙独立时期，这些资源被俄国廉价掠夺性开采，造成了资源的极大外流。作为直接主导收复外蒙这一历史行为的军阀徐树铮，无疑是值得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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