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天，相信大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2022年中国人口总数首次负增长”的轰动消息。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人口比2021年减少85万人。
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网络上各种谣传：中国老龄化速度超过日本；人口红利荡然无存；内循环、房地产即将崩盘……
依据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给出的解答：我国人口负增长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一定阶段后的结果，属于正常。中国劳动力素质正不断提高，没有部分网友说得那么夸张。
不过，康局长随即表示：中国人口总体负增长趋势应当会延续下去。
那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口变化呈现出怎样的趋势？还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对我国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中国人民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引发了一系列生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死亡率下降速度较快，反而引发了人口的迅速增长。
至1969年，中国总人口突破8亿。人口增速过快引发了突出的经济矛盾，人口问题引起了全社会与党中央高度关注。
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涉及千家万户的计划生育活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至1974年，中央要求各地切实落实计划生育工作。
1978年10月，中央批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报告》，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生育的准则，即“晚婚晚育、一家生一个，政府来养老”的方针内涵。
中央之所以会实施计划生育，其初衷不复杂，就是要控制中国增长过快的生育率和人口总数，提高中国人口的素质。
1980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宣布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明确指出：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最终目标是在20世纪末，把全国总人口控制为不超过12亿。
1980年秋至1984年间。“一孩政策”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各地推行。
1984年，中共中央提出“7号文件”，宣布对“一孩政策”进行调整，适当在农村地区放宽生育二胎条件。
在“7号文件”的指导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完善，各地方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同的生育条例。
2000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主要任务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新生人口素质。
2003年至2006年，中央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小改，标志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新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13年前后“单独二孩”政策的推出，计划生育即“一孩政策”在中国有30多年的历史，使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就数据显示，自1987年后，生育率重新开始下降，直到90年代，生育率结束波动。1992年至1993年间，中国生育率下降到1.7~1.8左右。
到了2013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降到5%以下。在13亿人基础上，每年出生人口约1,500万，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
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动了工业、经济、内循环腾飞。
不过，实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的生育观产生直接影响。
自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后，让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多元化的价值实现途径，让适龄男女，尤其是女同志们淡化了对生育价值的追求。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下，晚婚晚育、丁克文化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重男轻女”的观念也有所淡化。
经过多年渲染和政策影响。许多家庭不需要政策约束，自觉只生一个孩子，甚至不生。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还令我国离婚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仅1982年到1990年8年间，我国女性离婚率就上升40%；到了2010年至2018年间，离婚率与结婚率成反比。
结婚的人少了，离婚的人却不断增多，这也是社会变迁的重大趋势。（这不是中国单独面临的问题）
除了对生育观和离婚率造成的影响外，计划生育政策还对家庭观有着一定的影响。
计划生育多年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增强了对人口国情的了解，甚至将少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上升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以前受到传统观念影响，青年男女们纷纷秉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的主动放弃工作、学业，冒着负债的风险都要强生孩子，多生孩子。
随着相关部门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使得新时代的青年男女不再被生育所束缚。从西方传来的“丁克家庭”“两人世界”文化在中国逐渐生根发芽并站稳脚跟。
不仅是生育观和家庭观，计划生育也对中国的教育观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
前几十年，每家每户孩子较多，孩子一多了，父母限于经济和自身经历就管不了那么全。至于学习成绩好坏完全靠孩子自觉，甚至认为教育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随着孩子变少了，一家只有一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把这一个单独的孩子视为家里的“独苗苗”，自然会集合两家的财力或其他优势条件不断培养孩子。
其中，独生子女新时代出现，使得对孩子教育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信大家可以看看，即使是在如今严厉打击课外辅导的政策下，还是有不少人顶风作案，其主要原因就是现在的课外辅导班费用太高了。
包括不少已经毕业的人还会主动进行成人教育，或考公或继续深造，这也是计划生育对中国教育水平和家长重视教育问题的一大直接影响。
这种影响是整体向好的（加强对教育观念的认识）。
还有，计划生育使得中国人口变得更加稠密，向东聚集的趋势明显，特别是中部地区人口向东部聚集。
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人口密度超世界平均水平，使中国各地区人口增长差异比较大。
东部人口聚集明显，西部人口自然增长快。
现在中国人口已经呈负增长趋势，且总人口数量被邻国印度超过，那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缓解人口下降的趋势？是否需要借鉴其他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经验呢？
人口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不是中国单独一个国家面临的困境。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包括欧美国家都遇上这样的局面，有一些国家在政策方面率先做出调整。
比如日本和韩国生育率低得可怕。这两国政府在新生人口的教育、保险，父母工作方面进行扶持。
德国、法国、瑞典、新加坡等国家则提出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这些发达国家为了提高生育率制定的方针政策，无外乎分以下四个方面。
咱们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一孩政策”也十分重视宣传，各种广告、电视节目都在大力宣传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好处，间接“把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观念植根于人们的脑海中。
既然能大力宣传“一孩”，那就应该宣传“多孩政策”。现如今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特别多，有关部门可以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
甚至可以把相关政策纳入课程、教学内容，或直接开设专题讲座，进入城市社区、农村基层、学校、文化场所。
以俄罗斯为例，普京政府针对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危机，早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来加强社会宣传。
说白了就是要多发点钱，对待有生育念头的夫妇或男女的工作和保险方面优待。尤其需要特别照顾女性同志。
优待和社会保障不仅要体现在财物，还要有社会保险和荣誉等综合措施。
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之后，中国逐步确立了计划生育奖励优待和社会保障。那现在要多生孩子，就要在“多孩政策”上提供相应的生育奖励和保障，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国家在财政上要对此项政策进行大力支持，这肯定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具体的福利上，可以发放母亲津贴，包括提高产假、育儿假期、就业补助等等。
譬如，瑞典新生儿的父母保险属于社会保障制度中一部分，由企业雇主支付。
在德国，享受育儿假的母亲或父亲可以不必去单位上班，每周做30个小时的兼职工作，其工资和自己上班时一致。
第三，提高育儿相关的福利政策。
想要抚养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对任何父母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孩子生下来要担心他是否渴了饿了？每天晚上要冲泡奶粉与更换尿布，长大后还要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
因为生育成本过高，这也是当代青年男女不愿生小孩，或者只愿生一个孩子的根本初衷。
为了减轻生育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各国政府在经济、教育方面都给了这些家庭多项福利政策。其中就包括发放育儿津贴、扶持育幼机构、减免教育费用。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推进。
第四，若想解决中国总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我国或许要建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有行政职能，提高促进生育的管理机构，各地方也要设立类似的事业管理机构。
这些机构能够代表政府监督督促协调各职能部门完成提高生育率，或承担老龄工作，推进企业雇主执行相关政策的任务。
若没有一个单独，且强有力的行政职能政府机构，去推行这些有利于计划提高生育的政策，那必然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局面。
成立这样一个单独职能机构后，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其他国家在政府职能部门中单独设置提高生育机构的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了：国家如果真的花大力气借鉴其他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方案后，会不会也很难扭转低生育率？
其实，最终结果并非任何人可以准确预料。但有一点，凡事只看最终结果而不看过程，不敢迈出最后一步，结果肯定不会改变。
我们不是害怕低生育率或者人口负增长，而是害怕中国步日本、韩国的后尘，呈现出高老龄化，无法享受人口红利的窘境。
“二孩”与“多孩政策”是必须要强有力地推行下去，也是中国政策多年来不断调整完善的重大环节。
这不是一个环节，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环节。只有中国人口政策随着人口形势不断变化，继续与时俱进的完善和调整，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想仅仅回到多生孩子的时代，解决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政策、宣传工作、相关职能部门通力配合，才能解决人口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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