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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残照

发布时间：2010/10/30 阅读次数：4498 字体大小: 【小】【中】【大】

我们可以忘记一个王朝的坍塌，却不能忘记一场文明的焦土。我们可以化解恨，却不该忘记痛。
帝国残照
——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祭

风雨圆明园，沧桑三百年。

2010年10月18日，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始建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的圆明园，至1860年10月18日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建设时间长达150余年。“圆明园浩劫”一直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仅是西方列强的凶恶，更是东方古国的文化和科技的落后、对通行世界的市场规则寡淡无知。它告诉后人，固守国门、回避世界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圆润普照梦幻典范

法国大作家雨果曾惊叹说：“在中国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她的名字叫圆明园；如果梦幻有典范的话，那就是圆明园！”

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座园林。它尽揽江南名园胜景，集中国古代造园之精华，为皇家园林典范，堪称“世界园林之王”。

“圆明”二字，是“圆润普照”的意思，意味着完美和至善。

1726年的农历新年，雍正皇帝从紫禁城出发，乘坐一辆镀金的马车，在另外11辆马车的护送下，到达了圆明园。这是雍正第一次正式入住圆明园，亲王和大臣们特意送给他3000个灯笼，以示庆贺。

与刻板森严的紫禁城相比，皇帝们更愿意在鸟语花香、幽静闲适的圆明园里处理政务，期冀在烟水葱茏中寻求到休息和安宁。按照《清六朝御制诗文集》所体现的园居生活，清朝的皇帝通常每年正月初十前后，就开始移居圆明园。此后，除外出巡游或庆典活动外，基本上都在圆明园内处理政务，直到冬至前，才回紫禁城过冬过年。

自雍正起，圆明园就成为历代帝王处理政务的离宫别院。百余年的时间里，圆明园随处都能找到清朝五代帝王的身影。雍正在圆明园和北京城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的石板路，以方便往来；乾隆曾在园内接待多国使节，他在位60年间，不断扩建圆明园，使圆明园达到全盛；嘉庆问政后，继续为圆明园花钱，不惜工本打造自己的绮春园；道光在鸦片战争后，还踌躇满志地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检阅他的军队；轮到咸丰，只能在园内为皇朝衰败的命运失声痛哭，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他离开圆明园避祸热河，闻听150年家业被焚毁时，竟口吐鲜血，不到一年就病逝。

圆明园的兴建，正是大清帝国走向兴盛之时；圆明园的焚毁，则标志着大清王朝的气数已经到了尽头。

圆明园内余焰未灭，清政府就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此后仅50年，辛亥革命便将帝制终结。

野蛮愚昧注定劫难

事实上，对于清王朝来说，圆明园不仅仅是一座离宫，家天下时代，它就是天下的中心所在。

圆明园被焚，起因于1856年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扩大在华特权，令鸦片贸易合法化，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大沽炮台，进据天津。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公使额尔金却提出要在北京换约。得到应允后，英、法、美三国公使1859年6月进京时，却未按规定路线行进，王爷僧格林沁视之为侵犯，率兵击退了这三位不守规矩的公使。

1860年8月，英法联军决定“报仇雪恨”，以舰船两百余艘、陆军17000人，再次攻占大沽、天津，进犯北京。咸丰皇帝速派载垣到通州与联军谈判。9月14日，清政府屈从了英法的各项要求，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

眼看战争就要结束，不料，9月17日，以公使翻译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按清朝“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公使觐见皇上，必须行跪拜之礼。

巴夏礼1842年5月曾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期间，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正面冲突，又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并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当时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就曾愤恨地上奏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

巴夏礼在整个通州谈判中，狂傲无理，拒绝跪拜。对此，在谈判中已经满足英法各项要求的载垣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巴夏礼则咄咄逼人地提出，觐见皇上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必要谈判。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

巴夏礼被认定为英法联军的“谋主”，于是，擒贼先擒王，载垣令僧格林沁率兵在通州张家湾将巴夏礼使团包括一些记者在内的一行39人擒拿羁留。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监禁期间，这些人质被百般拷打，一个月后，只有19人生还。

这是近代战争史、外交史上都罕见的事例。中国自古有“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想，也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外交准则，在谈判期间将使者扣押并折磨致死，不能不说是处置失当。敌强我弱，这只能给入侵者提供施展暴行的借口！

入侵者的跋扈与野蛮，统治者的愚昧与颟顸，圆明园的劫难由此注定。

掠夺掠夺再掠夺

清政府“擒拿”了巴夏礼，并没有达到载垣奏折所预言那种“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的效果。

英法联军恼羞成怒，于1860年9月21日进犯北京。还是在通州，这回僧格林沁面对的不是使团而是军队。手持落后半个世纪陈旧武器的蒙古骑兵和绿营，怎敌英法联军猛烈的枪炮火攻击？不到一天，清军伤亡惨重，全线溃退。京师门户大开。

10月6日傍晚7时，法军率先攻入圆明园；次日，英法联军立即派“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统帅蒙邦托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参与过当时劫掠的英法军官、牧师、记者留下大量的文字，所描述的情景，今天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每每读起来仍然触目惊心：

园内珍宝太多，以致不知该拿什么。有的往外衣口袋里装进金条、金叶，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蓝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背负装满了珍宝的大口袋，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为了抢夺财宝，他们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

足够北京半数居民之用的高档绸缎，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一个法国军官，抢劫了价值60万法郎的财物；一个英国军官掠得一尊可值1200英镑的金佛像；蒙邦托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了好几马车；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国兵，一次就抢掠了两座金佛塔（均为三层，一座高7英尺，一座高6.4英尺）和大量珍宝，让7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他因此暴富，享用终身，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

抢掠之外，他们糟蹋了的东西更不计其数。有几间房子充满绸缎服装，衣服被从箱子拖出来扔了一地，人走进屋里，几乎可遮没膝盖；工兵带着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取下其中镶嵌的宝石；一些人打碎大镜子，另一些人向大烛台开枪射击，以此取乐；大部分法国士兵手抡木棍，将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捣碎。

大肆掠夺的同时，还焚烧了十几处建筑。10月9日，法国军队暂时撤离时，这座秀丽园林，已变得满目疮痍。

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有着更加贪婪的企图。

两种傲慢三日大火

清政府屈膝退让了，答应全部“议和”条件，准备择日签约。英国公使额尔金、远征军统帅格兰特，为了给其侵华行踪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认为必须给咸丰皇帝一个“严厉的教训”。

这个“严厉的教训”，就是摧毁紫禁城或圆明园。之所以选择后者，按他们的说法，是因为“圆明园是使团人质遭受折磨的地方”。报复行动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全城张贴公告：“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额尔金甚至傲慢地通过公函的形式，向清政府下达最后通牒。

这份公函递交的时间，是10月17日。

次日，格兰特为说服法军统帅蒙邦托参加这所谓的“正义”报复行动，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摧毁圆明园，只是针对应当为这些罪责承担责任的清政府，而非人民。”

巴夏礼后来在给妻子写信说：“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

在英国人眼里，圆明园就是这个傲慢无礼的大清王朝的缩影。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

我们无法想象那场大火，无法想象楼阁殿宇在大火中的惨状。寻找有关当时情景的记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遥见西北火光烛天。行近宫殿，则火声若吼，日光自浓烟中透过，照在草木上，俱成惨厉之色，纵火士兵为火光所照，形同鬼魅。”

六代帝王150余年精心营建的“世界奇迹”，就这样毁灭在侵略者的大火之下。

衰朽帝国痛定思痛

圆明园的火势刚熄，法国外交代表葛罗接到恭亲王奕䜣的一封信，信中声称接受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葛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因为在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之后，他一直担心局势将发生逆转。

事实上，恭亲王、桂良等人的确被焚烧行为震怒，曾在上书咸丰的奏折中表示，“臣等见事机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但吐血过后的咸丰帝，已无此前主战时的勇气。

恭亲王在颐指气使的联军头目面前，开始收拾残局。接下来关于《北京条约》的谈判充满耻辱，1858年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被确认有效，并将对英法的赔款分别增加为800万两，香港九龙也被割让给了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在18世纪后期，清朝对欧洲的贸易就已经有了所谓的“广州制度”。而鸦片的进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更早时，但其真正大规模流向广州，则始于19世纪上半叶。为殖民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鸦片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前，中国陶瓷、丝绸、茶叶等的出口对欧洲造成很大的贸易逆差，西方的白银不断流入中国。而鸦片贸易，最终逆转了这一形势。

令人慨叹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没有明显地认识世界和改革自身的积极努力，二十年后在面对英法联军时再尝苦果，也是势所必然。不过这一次，圆明园的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国开始痛定思痛。

自强运动续命60年

在圆明园被焚之前逃亡热河的咸丰皇帝，至死没有再踏回北京一步。但他从臣子的奏折中，知晓了圆明园被毁损的一切。如前所述，他在悲愤之下吐了血，并很快于次年去世。

咸丰皇帝英年早逝后，同治皇帝载淳继位，在他君临华夏（背后是两太后垂帘）的十余年间，大清有了中兴的气象。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在《同治中兴》序言中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他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

1860年，清朝面临的不仅仅是圆明园被焚、条约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还有挥之不去的内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朝的杰出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借助了洋枪洋炮和西式轮船，它们发挥的作用，加深了精英群体必须学习西方技术的认知。

“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说，“自强一词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它是清朝新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强调要与欧洲列强妥协，接受条约制度，虽然主要的重点放在与列强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国自己的力量仍被视为有助于维护这种和平的局面。”

圆明园的废墟，仍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促使时代面对它的落败、教训和挑战。同治皇帝，就曾接到大臣的奏折，提醒其谨记1860年的耻辱。当同治皇帝1873年打算重建圆明园时，收拾二次鸦片战争残局的恭亲王奕䜣，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对国家财富的浪费。

兵工厂、造船厂开始兴建，还有培育外交翻译的同文馆。更重要的是，作为专司外交的机构，总理衙门横空出世。以前，朝廷的理藩院和鸿胪寺，牵涉到的外交业务，大抵都是有关朝贡国的。芮玛丽将这个机构的设立看做是同治中兴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剑桥中国晚清史》则表示，“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自强运动的努力成效，在后来甲午战争中受到检验。在一个习惯以当下成败论绩效的世界里，这无疑是一个惨淡、令人丧气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中国被动进入现代化的征程从此再也没有真正意义停止过，有的只是在社会进步的理性自负下，阶段性的进三退五或原地打转。

众声喧哗。圆明园的废墟仍横亘在那里，寂寞如斯。它昭示了失败的教训，但未来的方向，仍有待发现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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