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中共代表团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采访了老领导曾三、叶子龙、童小鹏同志，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亲历细节。现将当年的采访材料整理发表，与大家共享。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立即向中共中央通报，说他们扣留了蒋介石，并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事。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陕北一个古老的小镇，名曰“保安”。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像一声春雷，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惊醒了保安镇酣睡的人们。

     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给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复电，赞扬他们的正义行动，马上派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决定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为了确保“西安事变”向有利于抗日方面发展，中共中央还命令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地区，并准备开往关中一带，以便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粉碎亲日派的武装挑衅。

     次日凌晨，周恩来、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邱南章等与前来送行的人一一道别（秦邦宪、叶剑英从外地直接去西安），由一支红军骑兵队担任护送任务。

   中共代表团到达延安机场时，张学良派来的专机已在这里等候了两个小时。机场上，一位青年军官看到大队人马到来时，立即迎上前去。他是张学良派来专程迎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的刘鼎。

     刘鼎于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3月，他应张学良的邀请，经宋庆龄介绍从上海到达西安。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让刘鼎随同他到肤施（延安），参加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会谈后张、周两人都很满意，都非常钦佩对方。会谈后，刘鼎被中央任命为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将军的秘书。

         周恩来等人乘坐的飞机，于12月17日黄昏到达西安机场。刘鼎先安排周恩来等人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休息。后根据张学良的意见，安排周恩来一行人住进了张学良的公馆。当晚张学良在公馆的中楼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和随行人员。宴会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

     在第二天，周恩来就到止园杨公馆拜会了杨虎城将军，双方进行了交谈。随即在张公馆的中楼，举行了以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中共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情，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战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三方在政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共识，被称为“三位一体”。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极其重要。如南京方面挑动内战，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共都信守三方协议，联合抗击南京政府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一行飞抵西安。第二天“三位一体”与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在张公馆中楼，进行了谈判。由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在一份保证文件上签了字。在这份保证文件中，蒋介石同意：（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请出去。蒋介石的顾问、美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见证人”，也在文件上签了字。但蒋介石却不同意签字保证，只答应以“领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逐步执行谈判协议。

     12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与秦邦宪等在张公馆东楼上谈话，忽然传来飞机声，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于是他急速赶往机场，但为时已晚。周恩来叹息说：“唉！张汉卿就是看旧戏看坏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由于我代表团执行了党的正确方针，经过努力终于使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六项条件。尽管蒋介石背信弃义，一到南京，就囚禁了张学良，随之又迫害杨虎城，但是，“西安事变”终于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37年2月，中共代表团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了七贤庄一号，周恩来当时就向国民党在西安的代理人顾祝同提出要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处，顾祝同答应了，但又怕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说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可以公开活动，但不能公开挂牌。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红军联络处也就随之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公开挂牌。西安红军联络处，从建立到改名，前后只不过7个月，但它是延安和红军总部通往国民党地区的窗口和交通总站。

   这年4月，春暖花开。曾三、童小鹏等圆满完成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通讯联络任务，与周恩来等一起胜利返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