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因遭受“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而“靠边站”。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在实际工作中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曾遭“左”倾领导者的打击，此之谓“邓毛谢古”事件。
邓小平因此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之后被派到乐安县南城区当巡视员，后又被召回，最后被指定到离宁都几里的七里村监管劳动。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一次“落”。对于邓小平来说，正是这次不幸的遭遇为他与毛泽东之间建立亲和性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日后影响他政治生命的重要的积极因素。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邓毛谢古”事件时，对邓小平说：“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毛泽东所说的“一面”，应当指的是1931年9月，当时朱德、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来到瑞金时见到了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其实，毛泽东和邓小平初次见面应该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
如果说，在此之前邓小平还未引起毛泽东特别注意的话，那么，正是共同的挨整的遭遇，拉近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距离，让毛泽东开始注意到邓小平这个人。
毛泽东对当年挨整的经历感触极深，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十年内曾多次提及过。
邓小平在共产党干部队伍中脱颖而出，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一）
1938年1月，邓小平正式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搭档。从此，邓小平逐渐成长为一位独当一面的军政大员。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6日，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同一天，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一二九师师部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合并，邓小平成为抗战后期华北敌后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之一。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前方的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等，请他们调查和答复关于根据地建设中的十项问题。8月24日，邓小平答复了毛泽东询问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说：“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特别赞扬邓小平提倡的“照辩证法办事”。6月，邓小平未出席中共七大，但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结束后，刘邓大军接连取得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以及政协会议的召开。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11月，邓小平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前委书记，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1949年4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发起渡江战役。下半年，邓小平出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邓大军挥师大西南。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评价邓小平：“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那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在军事上，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满意的。
邓小平展露军事才能的同时，在政治上驾驭全局的能力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1947年10月以后，土改运动在新老解放区普遍开展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左”倾错误愈演愈烈。为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和2月6日致电身在大别山的邓小平，询问关于新区土改的问题。邓小平于1月15日和22日两次致电毛泽东，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并在2月8日再次致电毛泽东，对原来的意见做了补充。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补充意见后，批转各个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并加批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1948年3月8日，邓小平将关于新解放区全般策略与政策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做工作报告。3月1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寅齐电(指邓小平的报告)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同日，毛泽东将邓小平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并加写批语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在吸取邓小平等人关于新区土改的经验后，于1948年5月25日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决定在新区缓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改行类似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
1948年5月，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收到中央指示后，起草《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下发中原全区并上报中央。毛泽东收到电文后，在批语中说：“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指示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邓小平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之余，提出了许多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和策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2年8月，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开始进入中央领导的行列。1956年9月，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为邓小平“拉选票”时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于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进入毛泽东构想的接班人梯队。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期间同赫鲁晓夫谈话时表达了这种构想。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到想辞去国家主席，赫鲁晓夫问有没有接替人选。毛泽东在介绍完刘少奇后，又介绍邓小平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二）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赏识源于对邓小平的才能的了解和爱惜。这种了解和爱惜以及二人之间存在的亲和性的关系成为毛泽东在“文革”中两次打倒邓小平却又为邓小平“网开一面”的重要背景。
“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先后被打倒。毛泽东虽然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并不想把他彻底打倒，“他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因而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对邓小平采取了鼓励和保护的态度。196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送审的检讨稿上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
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1967年5月，毛泽东派人向邓小平转告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同月，应邓小平的请求，毛泽东同他有过一次谈话。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他还想保我，找我谈了话，也没有保住。”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是非常温和的。
从1967年9月至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或文件中为邓小平“辩护”有19次之多。毛泽东在这些“辩护”中认为邓小平与刘少奇应区别对待，邓小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
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早在1967年9月19日和 20日的谈话中，他还希望邓小平能当选中共九大的中央委员。最能反映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是1967年7月16日同王力的谈话，毛泽东说：“小平，文可以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是性子太急了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复出迎来转机。1972年8月，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邓小平复出开始提上日程。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复出后的邓小平寄予厚望。毛泽东曾在公开场合对邓小平说“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
1974年12月，毛泽东当着周恩来和王洪文的面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5年1月，邓小平被先后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重新把邓小平放在了接班人团队中。
毛泽东对身后事的担忧
（一）
林彪事件后，接班人的问题显露出来。同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使得接班人问题变得更加急迫和复杂。
毛泽东希望选择一个既年轻又能继承“文革”路线的人做自己的接班人。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早在1967年5月，毛泽东就说过：“本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选择了时任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1932年出生的王洪文，做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选择王洪文这样年轻的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做接班人，在毛泽东看来可以坚定地继承和坚持“文革”路线。
197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参加中央工作，开始培养。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后，王洪文开始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参加联合国大会后回国的邓小平开始分管外交工作。就在6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次出现问题，中央为毛泽东专门成立了医疗组。健康状况的恶化让毛泽东加剧了对后事的担忧。
为了防止自己身后国家出现动乱的局面，毛泽东需要组建一个有威望的中央领导班子。此时毛泽东虽然把王洪文放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他清楚王洪文缺少治国理政的经验，尤其缺少带兵打仗的经历，资历欠缺，威望不高。在老资格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面前，压不住台。除此之外，王洪文搞经济、外交工作更是缺少经验。相比较而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文武双全，威望很高，这让毛泽东有了可以应对身后“领导危机”的人选。
1973年12月，毛泽东接受叶剑英的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时说：“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点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1974年3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后，毛泽东开始考虑由谁来主持国务院工作。10月，身处“风庆轮”风波中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拟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总参谋长“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没有事做，但出了危险，就有事做了”。
12月，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时，再次表露他的担忧和应对这种担忧的方案。他对周恩来说：“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开二中全会补他为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三个职务”。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总参谋长，并在此前后多次提到邓小平会打仗，与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不无关系。从1973年底到1975年9月毛泽东多次提到世界不安宁，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但更担心的是自己身后的国内问题。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时，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毛泽东原本设想的人事布局是由王洪文和邓小平搭班。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出意外的话，在毛泽东身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以继续坚持“文革”路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负责接替病重的周恩来并主持国务院全面工作。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以防止将来“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尽管自1974年7月至12月底，毛泽东曾经多次批评王洪文，让他不要参与搞“四人帮”，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边批东西，甚至在“风庆轮”事件后要求王洪文写书面检查。但此时毛泽东对王洪文尚未完全放弃，还特别要求他“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
（二）
1975年2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很快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与此同时，政治局内部也开始传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同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学习无产阶级理论运动中借机提出了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影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初以来，张春桥、江青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开始觉察到反“经验主义”背后政治局内部的团结问题。为此，毛泽东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来实现路线上的一致，但是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并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强调要安定团结。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王、张、江、姚诸人被迫做了检讨。
此后，毛泽东逐渐放弃了让王洪文做接班人的打算，邓小平成为接班的第一人选。
但毛泽东所希望的安定团结是建立在坚持“文革”路线的基础上的。当他认为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要否定“文革”时，再一次让邓小平“靠边站”了，并最终撤销了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希望“文革”路线能够在自己身后得以延续，但也并不是不要安定团结，他尤其担心自己身后的国家出现动荡的局面。
所以，在打倒邓小平之后，毛泽东没有选择能坚持“文革”路线但不孚众望的王洪文等人，而是选择了华国锋。毛泽东在1976年4月和6月，对华国锋两次提到要注意国内问题。王洪文得知这一指示之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对此，毛泽东没有做任何的答复。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同时又保留其党籍，或许是毛泽东担心将来一旦“天下大乱”而寄希望于邓小平能力挽狂澜而做出的选择。
江青主张开除邓党籍引起毛泽东警惕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邓小平两次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泽东的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工作作风以及搞非法组织活动等问题。
在这两封来信中间，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和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认为有一股反对“文革”的风。这两封信以及毛远新的汇报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毛远新和“四人帮”的煽动下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最终引发了天安门的事件，迫使毛泽东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中午，毛泽东做出指示，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中赫然提出“保留党籍”的问题？
事实是，江青力主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主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是在1976年4月7日做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的。此前，4月6日下午，江青向毛泽东报告天安门的事件的经过，称邓小平是天安门的事件的总后台，并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毛泽东没有表态。很明显，毛泽东并不赞同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建议，所以在第二天的决定中特别指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保留党籍”是一种强调，这种强调是对江青建议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一种回应，也展现出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心态，而这一心态的形成则源自40年来形成的对邓小平的认识。毛泽东的这一神来之笔，为后来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埋下了伏笔。
1976年4月8日夜，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说：“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而江青也看到了“保留党籍”决定的“危险性”，但毛泽东在世时她无可奈何，所以在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这一主张遭到中央政治局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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