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西德慕尼黑召开。在运动会召开的前一周里,人们多次从媒体上看到关于这次大会的热烈评论:这是一次“和平欢乐的盛会”。诚然,这是当时奥运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盛会,参加的运动员及其代表的国家,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以色列也派了一个到当年为止最大的代表团———尽管有些人身上还有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留下的肉体和精神的伤痕,但他们对参加这届奥运会显得兴致勃勃。
以色列代表团入场
运动会开始一周里,运动员的成绩骄人,人们都沉浸在奥运盛会的祥和与欢乐之中。然而,在这场和平盛会的背后,却有巨大的隐忧:有关决策官员为满足购买先进体育器材的巨大投资需要,缩减了警卫人员和安全设施的开支。对于呕心沥血主办这届奥运会的西德官员来说,他们希望这次运动会能让世人相信,西德已恢复了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人们应抹去二战和希特勒时代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留下的阴影。西德的边防人员和重要的运输站口都普遍放松了对进出人员的检查,这给了恐怖分子一个可乘之机。
黑色九月恐怖份子
1972年9月4日,以色列队没有赛事,大多数运动员在奥运村休息,晚上出去看电影。电影看完了,以色列选手陆续回到了奥运村。5日凌晨约4时,他们还在沉睡,奥运村外面忽然出现了8个模糊的身影,他们拎着沉重的运动包,悄然走向25A门旁边的一段栅栏。
这8个人是一个名叫“黑色九月”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带着冲锋枪、手榴弹,越过栅栏,直奔既定目标———奥运村中以色列选手居住的31号建筑物。他们选择从这里进去,是因为他们先前察看过,而且知道,一些运动员在外面喝醉了,回来时常常攀越这段2米高的栅栏,保安根本不会阻拦。这8名恐怖分子穿上田径服作为伪装。拿今天的标准看,慕尼黑奥运会的安全工作实在是一个笑话:整个奥运村仅用一层薄薄的铁丝网拦住,当运动员回来晚了,他们都愿意翻越铁丝网,抄近路回家。此外,奥运村内没有摄像机、探测器,也没有路障,门口有几个保安,但居然没配武器。这些恐怖分子事前也做了周密准备:一名恐怖分子曾在建设奥运村时当过建筑工,对奥运村了如指掌,另一人事发前一天还潜入了奥运村,详细侦察了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楼层。
他们在几个以色列人住的一号公寓套房外站好位置,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门。他们的行动被屋内一名以色列运动员察觉。随后,恐怖分子与以色列运动员们展开搏斗。25分钟后,两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打死,其余9人被劫为人质。
人质KehatShorr教练与AndreSpitzer教练在谈判
在双方搏斗中,奥运村治安当局接到过一些路人打来的电话,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搏斗时断时续,几声枪响和撕心裂肺的呼叫过后,一切又重归平静。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也闹不清出了什么乱子,因为在奥运村,几乎夜夜都有各种庆祝活动,经常有人放爆竹焰火,喧闹取乐。
4时55分左右,一名没带武器的西德治安警察来察看情况。他打开步话机,朝站在康那利大街31号前缠着头巾的一名恐怖分子咕哝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没吱声,从公寓门后溜了。
搏斗过的运动员房间
凌晨5点,慕尼黑警察局长曼弗雷德-施赖伯在睡梦中被报警电话惊醒,于是慌忙组织人力处理危情。
5时10分,西德当局开始了拯救人质的行动。在双方对峙当中,“黑九月”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234名囚徒和西德监狱中的两名囚犯;最后期限为5日上午9时,过时开始杀人。不过随后,“黑色九月”分子一再修改了最后期限的时间。
9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本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道默发表联合公告,宣布从9月5日下午起暂停全部比赛。
西德政府对“最后通牒”做出了反应,表示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但必须就细节问题作进一步谈判。西德警方欲争取时间,为冲进31号大楼营救人质做好准备。
晚上18时35分,双方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接触。西德内政部长、慕尼黑警察总监和奥运村村长进入31号楼,亲眼目睹了劫持者孤注一掷的决心,于是决定改变原定冲入大楼营救人质的计划。
警方于是答应歹徒提出的要求,用飞机把他们和人质转送到埃及,并决定在慕尼黑机场实施营救行动。
慕尼黑机场
20时30分—21时,西德方面派出3架直升机前往。
当“黑色九月”分子走过柏油碎石铺成的停机坪时,负责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下令开火。两名狙击手射出两发子弹,监视直升机驾驶员的两名歹徒应声倒地。机场霎时间乱作一团。随后双方展开激战。
枪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警察在清点尸体时,有5名歹徒被击毙,西德警官1人死亡,几名警察受伤。11名以色列人质则全部被恐怖分子杀害。
11名以色列受害者
克运动场里,一片肃穆。当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奏响时,许多运动员禁不住放声痛哭。为了悼念11名死难者,11个座位被空着。幸存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追悼仪式上,几乎控制不住自己。9月7日,奥运会恢复比赛。
上帝之怒、青春之泉、追杀红色王子行动
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群情激愤,复仇之声响彻耶路撒冷。最畅销报纸《晚报》的一篇社论写道:“算总账的时候到了!”大家知道,以色列的犹太人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几千年没有家园,任人欺凌;同时,它也是一个有仇必报、有恩必还的的坚强民族。所以,从上到下,要求严惩凶手,以血还血的呼声此起彼伏。为十一名运动员举行的国葬上,总理梅厄夫人没有参加。三天后,她才在万众瞩目中露面,代表以色列政府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以色列将为对惨案的凶手进行一场复仇计划,不管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以色列都将巧妙地,勇敢地消灭他。——“以色列的拳头知道将会做些什么,我们将彻底击败他们,无论他们在哪里。”
梅厄夫人
在演讲中她说道:“在慕尼黑,一边是犹太人遭到绑架、屠杀,而另一边却在观赏体育盛举,当犹太人把受难者的棺木抬回故乡的时候,奥运会的火炬仍在燃烧。犹太人永远是孤独的,没有人会保护我们,只有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她签署了对“黑九月”分子不计一切手段的追缉令,随后,她对周围的将军们背诵了《圣经》上的一条严厉的戒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对国会说:“我已作出这项决定,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梅厄夫人讲话后,摩萨德接到组成一支“死神突击队”的命令。这些突击队员将在以色列境外行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找到慕尼黑大屠杀的元凶或其他暴力行动的罪魁,并将这些人干掉。这支作风神秘、行事迅速凶狠的组织从此开始了一场世界上公开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复仇行动。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包括公开的军事打击行动和秘密的追杀行动两个层面。
死神突击队
第一,对周边国家展开公开的军事行动。
9月8日,即事件发生三天后,以色列开始了反击。以色列空军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最大的进攻行动:同时轰炸了巴解组织在叙利亚境内7个、黎巴嫩境内3个游击队营地。200多人被炸死,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一说炸死了200个恐怖分子和11个平民)[1]。9月16日,以色列发动了对南黎巴嫩前所未有的军事打击:以色列3个装甲纵队越过边境进入了南黎巴嫩,横扫10余个村庄,攻击并摧毁了至少130座怀疑住有巴解组织好战分子的房屋,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第二,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黑九月”分子的秘密追杀行动。
根据梅厄夫人的指示,以色列秘密成立了专门负责报复行动的“X委员会”,行动代号为“上帝之怒”,由摩萨德负责人扎米尔和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阿哈伦·雅里夫少将共同负责。
摩萨德
很快,扎米尔列出了一份“死亡名单”,为了给在“慕尼黑惨案”中被杀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报仇,扎米尔亲自挑选出11人列入名单,暗杀行动于1972年10月正式展开。
名单如下:
1、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阿里·哈桑·萨拉梅,黑九月首脑。(追杀红色王子)
2、阿布·达乌德,“黑九月”的爆破专家,萨利迈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3、马赫穆德·哈姆沙里,知识分子,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
4、瓦埃勒·泽维特尔也是个知识分子,诗人,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负责人。
5、法学教授巴西尔·库拜西博士,参与了为“黑九月”提供武器的活动。
6、卡马勒·纳塞尔,是“法塔赫”组织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青春之泉)
7、凯马勒·阿德万,负责“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搞破坏活动。(青春之泉)
8、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又名叫阿布·尤素福,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青春之泉)
9、穆罕默德·布迪亚,“黑九月”的外交部长。
10、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11、瓦迪·哈达德博士,“黑九月”的高级谋士。因为死亡名单要凑足11个人,他也就不幸被注定列入名单了。
为了执行此次任务,摩萨德专门抽调各个部门的精英力量,建立了一支高手云集的暗杀队伍——“死神突击队”。扎米尔把“死神突击队”分成11组,为了保持行动的隐秘性,每个小组只负责暗杀一个目标,严格保密,彼此之间不联系。
一切准备就绪,一系列针对“黑九月”的复仇行动开始了……
上帝之怒之死神突击队
公寓枪击案
“死亡名单”制定后,摩萨德将第一个目标锁定在瓦伊勒 · 泽维特尔身上,他是“死亡名单”上的第四号人物。
泽维特尔的公开身份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里的翻译,但实际上是“黑九月”在意大利的负责人,组织、策划了多起恐怖事件。
泽维特尔是“慕尼黑惨案”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负责协调各个执行者的行动,向他们提供武器,可以说是这起血案的直接领导者。因此,摩萨德决定第一个向他下手。
1972年10月16日夜,泽维特尔快到自己的公寓门口时,两名特工出现在他面前,一名特工用英语礼貌地问道:“你是瓦伊勒 · 泽维特尔吗?”当得到确切的回答后,两名特工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泽维特尔毫无防备,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之中。
来自死亡的电话
第二个被暗杀的是穆罕默德 · 哈姆沙里,“死亡名单”上的第三号目标,巴解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哈姆沙里温文尔雅,是经济学博士,在法国娶了一位漂亮妻子,生有一个女儿,一家住在一幢别墅里。
经摩萨德查明,这位看上去很斯文的经济学博士其实是包括“慕尼黑惨案”在内的几起恐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而且有迹象表明他还在和“黑九月”联系,很可能是在策划新的恐怖袭击。
要杀哈姆沙里并不容易,泽维特尔被杀后,哈姆沙里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从此他深居简出,无论走到哪里,保镖都如影随行,在他住的公寓四周也都布设了暗哨。但这难不倒摩萨德,扎米尔设计了一个“局”,先是安排特工破坏了他家的电话线路,随后,又安排另一名特工乔装成电话维修人员进入哈姆沙里的公寓,偷偷在电话上安装了爆炸装置。
1972年12月8日, 暗杀特工目送哈姆沙里的妻子外出送小孩上学,一名曾化装成记者、并提出要“采访”哈姆沙里的特工出现了,这名“记者”打电话到哈姆沙里家,问接电话的人是否为哈姆沙里,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在楼下守候的特工按下了电话炸弹的引爆装置。
之后,电话中传来尖厉的蜂鸣声,紧接着就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不过,哈姆沙里并未当场死亡,他在医院里抢救了一个月后,终于不治身亡。
不殃及无辜的弹簧炸弹
“死亡名单”上的第十个人物——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是在塞浦路斯被暗杀的。希尔的职业是东方语言教师,他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
1974年1月22日,扎米尔得到情报,希尔将于次日去塞浦路斯,并已在一向住惯的奥林匹克饭店预定了房间。当天夜里,摩萨德暗杀小组捷足先登,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
当时的塞浦路斯可谓地中海上的间谍之都,各国情报机构云集在此,间谍活动极为频繁。希尔本次前往此处,就是负责代表巴解组织跟克格勃联系。
1月23日晚上,希尔化名侯赛因·巴沙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暗杀小组的爆炸专家决定在希尔的床下多放些炸弹。可是,住在希尔隔壁的是到塞浦路斯来度蜜月的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面对特工可能会殃及无辜的担忧,爆炸专家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不会危及隔壁房间。”
爆炸专家为希尔准备的是一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弹簧隔开。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但是,人体的重量足以压低弹簧,使螺丝碰到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特工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
1月24日早上8点刚过,希尔外出。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偷偷溜进房间,把炸弹固定在床垫下面。晚上10点,希尔回到饭店,暗杀小组的一名成员跟着他一起上了电梯,为的是确认没有别人和希尔一起进入房间。
大约20分钟后,希尔窗内的灯光熄灭了,暗杀小组负责人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未上床躺下,因此等了两分钟才发出“动手”的命令。可是他的命令还是下得太早,当爆炸专家按下遥控器按钮时,什么也没发生。
爆炸专家在心里默默数到10,咬着牙再次按动按钮。
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破砖乱石朝着街面袭来。饭店里的其他人,包括隔壁的以色列新婚夫妇,皆安然无恙。而墙的那边,希尔和他的床早已化为灰烬。
发生在街头的枪杀
摩萨德马不停蹄,继续锁定“死亡名单”上第五号目标——巴西尔·库拜西,有情报透露,他将于1974年3月底去巴黎度假。库拜西目前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常到欧洲去,负责“黑九月”在欧洲的武器炸药等事项。
摩萨德很快就在巴黎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4月6日晚,库拜西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刚走近皇家大街,摩萨德的两名特工就紧紧尾随其后。另外还有一名特工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
这时,库拜西已经察觉到有人盯梢,但对于“黑九月”的这位军需官来说,他胆子太大了,他在十字路口的红灯下站住。
两名特工赶上来了,“喂,库拜西!”一名特工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俩手中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响了,库拜西倒在人行道上。
‘
“上帝之怒”的谢幕
此前在1973年,摩萨德还策划了一次最大胆的行动,当年4月,以色列特种部队发起代号为“青春之泉”的行动,队员组成的暗杀小组乘坐快艇潜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来担任以色列总理、时任以色列特种部队侦察营营长的埃胡德·巴拉克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他化装成一位“性感”的女性,与其他特工一起袭击了位于贝鲁特的巴解总部,直接造成巴解组织的3名高官卡马勒·纳赛尔(第六号目标)及凯马勒·阿德万(第七号目标)、穆罕默德·
尤素福· 纳杰尔(第八号目标)死亡。这三位高层的死亡对巴解组织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仅仅过了两个月,摩萨德特工在巴黎炸死了“黑九月”的外交大使穆罕默德 ·布迪亚(第九号目标)。
1977年,摩萨德的内线用毒巧克力杀死了瓦迪· 哈达德(第十一号目标)。
1979年1月,让摩萨德付出巨大代价的阿里 · 哈桑· 萨拉梅(第一号目标)也死于美女特工的汽车炸弹下。
不过,以色列的“死亡名单”也有例外,其中一个就是第二号目标——阿布 · 达乌德。1981年8月1日,
阿布·达乌德在波兰一家咖啡馆喝咖啡时,被一名正好路过的摩萨德特工认出,随后达乌德便被该特工打了两枪。不过,他并没有被打死,而是被转到了民主德国(东德)的陆军医院进行治疗,当时的东德为他布置了严密的警卫人员,等他痊愈后,便去了黎巴嫩,在巴以签订象征和平的《奥斯陆协议》后,以色列政府甚至允许他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居住。阿布·达乌德可以说是“死亡名单”上最“幸运”的人,他于2010年由于肾衰竭去世,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待遇。
阿布·达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