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清友:中国到了200年来的重要关口
- 发布时间:2018/8/5 阅读次数:1220 字体大小: 【小】 【中】【大】
世界局势如此这般,国事如此艰难,我真的很焦虑。这不是开玩笑。
以我的阅历来讲,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四十年来的重要关口,可能还是近两百年以来的重要历史关口。
不是悲观,不是乐观,而是忧虑。今天早上我还是睡不好觉,思考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顺利度过这个时间节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
这个关口确实关乎国家未来的走向,关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无论从长周期还是短周期看,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上。面对的形势很复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着走对,也许又是轰轰烈烈的四十年。这是我切身的个人感受。
最近发生的一次次事件,让我联想起中华民族坎坷的民族复兴进程。我不是引导大家去梳理仇恨,可以类比的是什么?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甚至1937年日本全民侵华。
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最后一次关乎现代化进程的努力;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则终结了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
过去四十年,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开放、大改革,我们也习惯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短期来看,最近三五年,我们在座各位可以说是“多收了三五斗”,中国两三亿新中产总体上是受益的。
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当我们讨论社会议题、政策议题和国际议题的时候,这点不容忽视。
最近关于中美贸易战,民间的声音一边是主战派,一边是求和派或者说“投降派”。我脑海中忽然回到了当年李鸿章和翁同龢的争论。翁同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李鸿章,大意是说,“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朝廷给你那么多钱,建立强大的北洋水师,必须打!”
李鸿章则比较务实,反问翁:“你知道我们主力舰的航速、射程和日本的差距吗?”
翁同龢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代表,对工具参数没有概念,日本军舰一分钟打3炮,我们一分钟打1炮,打慢点不就是了。
历史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偶然得多。
今天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压力,在此情形下怎么看待短期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
我们经历了严厉的金融整顿,上半年引起了很多言辞激烈的讨论。最近几年,国内经历了明显的资产泡沫流动,官方学者的说法是“金融过度繁荣”。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度达到8.3%,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
在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商业大国之前,我们先成为了金融大国。
脱实向虚、金融和实体经济不匹配的情况出现了:上市公司从市场上融来钱,发现实体领域没啥可投资的,就拿钱买银行理财;这些钱规模太大了,银行投不过来,于是又委托基金公司打理;基金公司拿到钱后发现也没什么可投的,于是再把钱用在银行的同业存款、同业票据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脱实向虚,金融空转。
一方面金融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实体企业却越来越渴。
这就是金融整顿背后的根本,如果再深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监管没有跟上,二是货币的闸门太松了。最近几年(除了去年),中国的M2增速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2007年M2余额是47万亿元,到现在已经是170万亿元。
老百姓调侃说票子“发毛了”,虽然不严谨,但大概是这个意思,货币超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没有管住货币闸门?里面有很多原因,这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今天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确认的:如果靠印钱能解决问题,那么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一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有朋友曾经送过我一沓“巨额”的津巴布韦钞票,我见过面值最大的是一张100万亿。
苹果公司的市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市值过万亿的企业。第一个是我们的中国石油,2007年11月上市当天,48元一股,市值超过7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当时是1.04万亿美元。因此我觉得苹果“不算什么”,这是一段小插曲。
在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一下成了“坏人”,被视为土豪、哄抬房价的推手,遭遇管理层的“一刀切”,这两年灰头土脸。
可以说,如果没有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金融整顿,今天我们面临的境况会更差。
过去是“一刀切”,今年年初则出现了微调,开始降准。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误导舆论,说是“放水”,其实降准是一个中性手段,不是全面宽松,不是一降准就放水,降准和放水是两回事。
政策微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外部压力。
2016年美国大选,我们很多人希望特朗普上台,觉得他不着调、好对付,结果我们想错了。我不是搞国际关系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贸易战以来,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对特朗普是始料未及,不知所措的。
特朗普最大的偶像是里根。里根总统是演员出身,特朗普当演员也不差,他是被地产行业耽误的好演员。里根做了两件大事,奠定了他在美国历史上的伟大地位:
第一件大事,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供给侧改革”,包括紧缩货币,对国企进行改革,解决高福利问题等等,引导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美国9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跟这有很大关系 ;
第二件大事,跟苏联搞军备竞赛,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经济上拖垮苏联。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特朗普的偶像是(里根)这样的,你不能想象他下一步会对中国做什么。
这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性格吗?不是。
最近美国和欧盟谈过,和日本谈过,甚至和俄罗斯都谈过。想当年中美联合对抗苏联,今天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
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
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也就是这种内外压力下,我们的政策出现了微调。
有人说降准之后,会回到2012、2014年(全面宽松)吗?
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我们不可能再搞09年、12年和14年的全面宽松。既不会,也不可以!
主观上是“不会”,过去十年我们已经有过3次宽松,风险越积累越多,问题越积累越大。
最近我们看到,企业债券发行难,企业还不了贷款,P2P暴雷事件,一些商业银行坏账率急速上升,个别坏账率高达20%以上,而行业平均坏账率是5%左右。
大家要知道,债务转移不了,用长期债务替代短期债务只是拉长、平摊,债务没有消失。所以主观上不会。
客观上也“不可以”。宽松政策有效作用越来越弱了。
2008年第一轮宽松,两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
2011年第二轮宽松,5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9%,反弹0.2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在座创业的,你们还敢加杠杆吗?14年宽松以后,大量的人是吃过亏的。传统企业如此,互联网企业也是如此。对于企业来说,即便出现2014年的全面宽松,也一定要把杠杆降低。
同时我们看到宽松政策带来了社会内生性冲突、各阶层(财富)分化急剧拉大。
2008年之前,很多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进入更上面的阶层,十年之后会发现,希望越来越小。现在的社会充满了戾气和仇富心理……为什么当年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的过度繁荣造成的。所以,不可以(全面宽松)。
龙应台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变化之下,应该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深刻命题。
还有日本的教训。
美日之间的贸易战曾经持续了几十年,涉及诸多领域,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国内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为了应对汇率变化,国内开始大规模刺激,引发剧烈的资产泡沫,随后开始紧缩,泡沫破裂,出现“失去”的十年、二十年。
相对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高调,今天我们“收敛”了很多。最高调的时候,日本人说“要让美国成为日本的第41个县”。日本人还写过一本书《日本人可以说不》,后来中国人也写了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多亏那时候我们没有说不,我们讲“和平崛起”,才有了今天的国际地位。
过去中国的GDP陆续超过了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人以前说“加快步伐,中国快赶上我们了!”现在印度人说“加快步伐,我们离中国越来越远了”。
中国人还在每天学习、工作,还不休假。就像吴晓波老师,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
时代高速发展,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往前跑,因为晓波很优秀,所以我也要努力,大家互相鼓励着前进。我们有个企业家学员,到国外生活了半年,享受蓝天阳光沙滩,结果整个人却不好了,他呆不住。国内如火如荼的建设,他不甘寂寞。
贸易战不说,先做好我们自己。中国人向来“给点阳光就灿烂”,给一点空间和自由,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我们不犯太大的错误,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大。
所以这一次的宏观政策至关重要,一定要稳住。前几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连用了六个“稳”字,定调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注:“六稳”包括“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
不是轻轻的一个“稳”,而是好多个“稳”。
关于长期和短期,局面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不一定成熟。
我们的改革确实任重道远,道阻且长。对企业家来说,无所谓悲观还是乐观,再坏的情况都得接着干。
在内外压力下,中华文明需要经历一个蜕变,如果我们运气足够好,这个关口过去之后,未来将是一往无前。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可以走过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