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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5年，大宋乾德三年。赵匡胤出兵，用66天灭了后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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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亡国之君，后蜀末代皇帝孟昶被迫举家迁往大宋国都汴京（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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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出发前，孟昶惴惴不安地给赵匡胤上了个表，说我只希望给我留条活命，但考虑到自己罪孽深重，内心忧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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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很快回复说，“将自求于多福，当尽涤于前非，朕不食言，尔其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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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你来帝都好好改造，我保你安全，无须多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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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昶抵达开封后，果然受到北宋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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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受降仪式都很简洁，没有羞辱性的游街等环节。只要求孟昶君臣穿素服、戴纱帽，呈上投降书，跪拜两呼“万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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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完毕，赵匡胤还赐宴孟昶，一同吃喝，为他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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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给孟昶赐宅第，授予他一系列荣誉勋衔，包括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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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朝刘宋开启暴虐前朝国君模式以来，一个亡国之君竟然受到这么大的礼遇和优待，这简直是五百年来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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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7天后，一切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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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昶突然死了，年仅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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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昶之死，神秘莫测，却拉开了投降北宋的君王，一连串不明不白之死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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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65年孟昶之死，到991年北汉末帝刘继元之死，在26年内，五代十国中投降北宋的9名亡国君王，全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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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时，他们大多数处于青壮年时期。而北宋的史书，对于他们的死，一概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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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在历史上素来有优待降君、绝不赶尽杀绝的好名声，但这些降君们，一个个在宋太祖、宋太宗两朝之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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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暗含着，正统史书所未触及的隐秘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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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建宋之后，继续后周统一中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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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五代十国中，“十国”尚存的政权仍有6个：在南方有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和吴越；在北方有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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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方还有两个割据势力，分别是割据湖南的周保权，以及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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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制定了先南后北、逐个消灭的统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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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国君孟昶不是第一个投降北宋的亡国之君，在他之前，南平国主高继冲和湖南政权周保权已在被灭后，搬到开封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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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国”被灭很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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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湖南割据政权的头儿周行逢病重，快不行了，将11岁的周保权托孤给亲信辅佐。周行逢刚断气，属下衡州刺史张文表就叛变。周保权只好向北宋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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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终于等到机会，赶紧派兵南下。途中，要经过十国中最弱的南平，以借路经过为名，顺手就把南平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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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宋兵继续南下，到达湖南边境时，周保权来信说，不劳大军了，我们自己已经搞定内乱，杀了张文表这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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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好的时机，赵匡胤怎肯退兵？于是宋军一路前进，借口平乱，进了湖南。湖南政权抵抗了一阵子，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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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一箭双雕，一下子收拾了南方两个政权。此后，他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南平西面的后蜀国，只是苦于没有出兵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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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乾德二年（964年）十月，后蜀国主孟昶坐不住了，与其等着宋兵来宰割，不如主动出击。于是，孟昶派人出使北汉，约请北汉一起搞大事，两头夹攻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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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孟昶派出去的那个人不靠谱，一出去就做了叛徒，投靠宋朝。赵匡胤得到密信，兴奋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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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师出有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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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终于抓到你的把柄了，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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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攻蜀之战，从出兵到蜀亡，前后仅6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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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国势强盛的后蜀，竟然如此不堪一击。难怪孟昶在投降之前，连连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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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及遇敌，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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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宠妃花蕊夫人，更是作诗痛骂四川没有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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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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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就发生了文章开头最爱君描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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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封受到优待的孟昶，为何暴毙？当时的史书讳莫如深，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去作一些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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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孟昶死前留了个遗表给赵匡胤，里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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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老母，臣之孤遗，仰荷圣恩，夫复何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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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希望以这种委婉的言辞，来保全母亲李氏和遗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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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孟昶死后，其母李氏的表现却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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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李氏听闻孟昶已死，不哭，以酒酹地说：“汝不能死社稷，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尔。今汝既死，吾何生焉！”随后开始绝食，几天后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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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的激烈举动，很有问题。如果孟昶是正常死亡，她不可能采取绝食求死的方式。在大宋国都绝食，很明显是对赵匡胤的无声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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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测，李氏知道儿子孟昶被害内幕，但又无从抗议和申诉，只能以绝食而死的方式表达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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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成书的《烬余录》，有一条记载，说孟昶死后，其妻花蕊夫人即被赵匡胤“留待掖庭者十载，有盛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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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也一直传言，赵匡胤为了夺得风流蕴藉的花蕊夫人，才毒死了孟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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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只能算是历史的小花边。从北宋官方史书对孟昶的抹黑来看，赵匡胤之所以痛下毒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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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官方记载中，孟昶是一个荒淫之君。当宋朝军队打上门来之时，他和花蕊夫人还优哉游哉，吟诗作对，并痛骂通报的人打扰了他的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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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方认可的史书《三朝圣政录》，记载了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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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赵匡胤）平伪蜀，阅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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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七宝溺器”的由来。连小便盆都用七种宝石镶嵌而成，孟昶这样的国主，不亡简直没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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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对孟昶的形象构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大宋伐蜀，是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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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知道，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包括后来北宋攻打南唐、逼迫吴越纳土等一系列统一战略，均发动了类似的舆论宣传战，对李煜、钱俶等国主进行了形象抹黑，把他们一个个塑造成荒淫、无能、反动的昏主形象。以此反过来树立北宋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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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拨开历史的迷雾，仍能从一些对立的记载中发现，这些被消灭的末代国君，其实并没有北宋所宣传的那么昏庸无能，有些还是口碑相当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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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把孟昶宣传得荒淫至极，然而，在蜀地，即便后蜀亡国以后，当地史书仍把他写成有为之君，说他节俭、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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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打仗不行，但人民确实是爱戴孟昶的。这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据《蜀梼杌》记载，孟昶投降宋朝，离开成都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邵氏闻见录》的记载也可以佐证，该书说：“（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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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孟昶真是北宋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一个沉迷女色、使用“七宝溺器”的荒淫之主，蜀地人民会为他的离开而集体哭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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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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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蜀宋军军纪败坏，暴行不断，不仅大肆杀害后蜀降兵，还对当地人民极其残忍。史载，有宋兵将领“割民妻乳而杀之”，连赵匡胤得知后，都不禁哀叹：“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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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激起了蜀地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人在北宋治下的命运，远远不如孟昶当国主的时候。以至于蜀地刚归降，反宋运动就连绵不绝。这些反宋武装，往往假托孟昶（或其后人）的名义相号召，打出“兴国”“兴蜀”的旗帜，重建蜀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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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为此十分头疼，曾怅然说了一句：“蜀人思孟昶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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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正是赵匡胤决定对孟昶下毒手的根本原因。如果继续留着孟昶，无异于给蜀地的反宋力量提供了一面旗帜。只有除掉孟昶，才能让他们失去互相号召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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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接除掉孟昶，对宋朝的统一大业将得不偿失。当时，南北方还有南唐、吴越、南汉、北汉等多个割据政权，杀掉孟昶这个降主，一是失去大宋帝王风度，二是会激起其他国主的抵抗情绪，降与不降都得死，不如反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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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权衡，赵匡胤决定对孟昶实施先公开优待、后秘密杀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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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优待显然是做给其他未投降的国主看的。秘密杀害则将孟昶之死，置于历史疑案之中。你们都看到了，我大宋待降主不薄，但他突然就死了，也许是心脏病发作呢，反正不关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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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公开优待到秘密杀害，中间只过渡了7天时间，赵匡胤显然操之过急了，最终还是留下了无数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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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昶死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反思下手太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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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在位的17年中，他先后灭掉了8个割据政权中的5个，被迫投降的亡国君主有南平高继冲、湖南周保权、后蜀孟昶、南汉刘鋹、南唐李煜，加上最早被迫禅位的后周末帝柴宗训，一共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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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从965年孟昶不明不白死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降王们都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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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南汉末代国主刘鋹这样的人，赵匡胤也未对他起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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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军攻打南汉，刘鋹眼见打不过，就导演了诈降、烧府库等一系列骚操作，在五代十国中所有被灭的政权中，是最不老实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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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刘鋹是所有降王里面，不用靠宋朝抹黑，本身就很荒淫的一个君王。他在位时，全部使用阉人当官，据说宫中宦官达两万多人。他自己则淫乱无比，后宫蓄养无数宠妃，包括来自波斯的女子，又黑又胖，赐名“媚猪”。南汉人民恨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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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要是杀了刘鋹，南汉人民肯定叫好。但就算是这样，赵匡胤也不杀他，说降王来了开封，一概优待，仅仅杀了刘鋹底下几个官员抵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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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赵匡胤专门给刘鋹赐酒，吓得他腿软，说了一堆歌颂大宋的好话，祈求陛下给他留条活路，以彰好生之德。赵匡胤无奈，只好端起给刘鋹的酒杯，自己喝了。刘鋹这才发现不是毒酒，又羞愧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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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人劝赵匡胤诛降王，说把他们安置在京城，“久则生变”。赵匡胤笑着说：“孤身远客，能为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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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这么说，但政治无情，若是政治需要，帝王的承诺亦会随风飘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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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时，赵匡胤铁定会撕下优待降王的面纱，像对待孟昶一样，对其他降王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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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昶死后8年，开宝六年（973年），一连死了两个末代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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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南平末帝高继冲死去，时年31岁。接着后周末帝柴宗训死去，时年21岁。对这两人之死，史书又是讳莫如深，简称死法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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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宗训之死，尤其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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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如何处理后周末帝柴宗训及其皇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由于赵匡胤是采取政变的形式夺权，为了确保政变成功，收买朝中人心，他希望用一种有别于前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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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与诸将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视之，公卿大臣，皆我之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据说，他还立有太祖誓碑，要求“保全柴氏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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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的柴宗训，随后被废为郑王。两年后，962年，被发往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房州毗邻神农架林区，位置偏远，向来是贬谪者的流放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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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柴宗训的命运比五代更替中其他末帝，已经好很多了。五代其他4个末帝，除后晋石重贵被契丹俘虏，得以善终之外，另外3个都死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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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也靠保全柴宗训的性命，赢得了旧朝上下，以及历史上许多史学家的好评，为宋朝的宽柔仁政树立了口碑。清代史学家赵翼就说，后周柴氏在宋朝一直褒封赏赐不断，足见大宋“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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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历史却是，柴宗训幼年未夭，成年即死，不能不令人怀疑赵匡胤下了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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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也很明显，随着柴宗训成年，他对宋朝的潜在威胁也越来越大。当年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很得民心，朝中很多旧臣，也越来越“念旧”。这或许正是促使赵匡胤出手掐断一切复辟苗头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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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柴宗训的死去，柴荣的四个儿子，在宋朝要么死得不明不白，要么不知所终。柴荣血脉，至此已绝了。宋朝赐封的柴氏后人，从血脉上讲，根本并非柴荣的嫡系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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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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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未能料到的是，他习惯于让别人死得不明不白，最终自己也死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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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对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的评价，基本一致，认定此人阴暗多疑，擅长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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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赵光义被质疑得位不正，他对潜在的皇位继承人，开展了隐秘的斩草除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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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当上皇帝的最初7年内，赵匡胤的两个儿子，一个自杀而死，一个在睡眠中突然死去；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弟弟赵廷美，则被告发意欲谋反，最终被贬黜到房州——后周末帝柴宗训丧命的地方，忧悸而死。至此，对赵光义的皇位构成威胁的人，全部被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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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权力和帝位稳固，赵光义对至亲之人尚且如此心狠手辣，那么，他对投降北宋的降王们，肯定也客气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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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任内，他继承哥哥赵匡胤未竟的统一大业，先后逼迫福建割据政权和吴越国主动纳土投降，并亲征北汉，灭掉了五代十国以来最后一个割据王国。这三个政权的“末帝”陈洪进、钱俶、刘继元，都当了宋太宗时期的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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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赵光义治下，最早毙命的是，宋太祖时期已经投降、在开封居住了两年多的前南唐国主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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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普遍认为，李煜是被赵光义毒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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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之死，与后蜀末帝孟昶的死，颇多相似之处。根源都在于，这两人在亡国之后，在原来的国境之内仍有相当的号召力。这被当做是对赵宋江山的潜在威胁，因此必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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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宋时人王铚《默记》一书记载，南唐旧臣徐铉在赵光义的授意下，去看望一直处于软禁状态的李煜。旧日君臣相见，两人默默相对而坐。李煜忽然大哭起来，长叹说，当年我错杀潘佑、李平，如今后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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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铉离去后，李煜想到自己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不得自由，心中痛切，遂填了一首《虞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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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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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义后来问徐铉，徐铉不敢隐瞒，把李煜的话都转述出去。赵光义心中不悦，知道李煜仍未忘记亡国之痛，后来又听到了李煜的《虞美人》，大怒，顿起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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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据说这一天是李煜生日，赵光义赐酒，下牵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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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当天暴卒，年仅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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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死后次年，979年，赵光义即将出兵攻打北汉刘继元，在长春殿宴请潘美等将领。前南汉国主刘鋹、前吴越王钱俶、前福建漳泉二州控制人陈洪进等降主都参加了酒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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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鋹自971年投降入京后，处处模仿蜀汉后主刘禅自污，曲意逢迎宋太祖、宋太宗二帝，以求自保。在这次出兵前的酒宴上，刘鋹继续他的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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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威灵远播，四方僭号窃位的君主，今日都在座。不久平定太原（北汉都城），刘继元又将到达。臣率先来朝，希望可以手持棍棒，成为各国投降君王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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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不要脸的插科打诨，逗得赵光义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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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北汉被灭以后，刘鋹却没有机会成为降王们的老大。因为，第二年，980年，他无端端就死掉了，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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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鋹因何而死？史书没有记载，但古今很多史学家均认为，刘鋹不是自然死亡，赵光义很有可能是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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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十年，降宋的末帝们逐一死去，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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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端拱元年（988年）八月二十四日，前吴越国主钱俶六十大寿，赵光义特派使者赐宴。钱俶陪同使者饮酒至日暮，当夜突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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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法跟李煜十分相似。难怪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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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李后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吴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八月二十四日死。两王生死相同如此……顾两王皆以生辰死者，盖御忌未消，各借生辰赐酒阴死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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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淳化二年（991年），被安置在房州的北汉末帝刘继元生病，赵光义派使者陪同御医前往探病。史载，刘继元被“诊视后，卒”。极有可能为赵光义趁机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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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现一个规律，降王暴毙之前，往往都有赵光义的使者出现。这恐怕不是单纯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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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义在位期间，不仅降王陆续去世，降王的子弟也相继丧命。最典型的是，“十国”中三大国——后蜀、南唐和吴越，原定的合法继承人，即孟昶长子孟玄喆、李煜长子李仲寓、钱俶长子钱惟溶，均在太宗朝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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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能排除自然死亡的因素，但如此密集的死亡事件，只能说明背后有人在有计划地执行定点消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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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不像前代那样，对降主末帝们及其子弟进行简单粗暴的公开处死。然而，在政治礼遇与人道承诺的背后，始终有一项秘密的加害计划在推进，直到优待对象完全消失为止。比起公开处死，这种隐秘加害，更具统治欺骗性，也更具政治伪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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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个个昔日的敌人及其后代，纷纷按计划离世以后，在宋太宗看来，赵氏江山才算真正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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