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石家庄的华北烈士陵园里，安葬着白求恩、柯棣华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安葬着一位奥运冠军。
距离石家庄500公里的潍坊，就在现潍坊二中的花园里，也给这位奥运冠军竖着一座纪念碑。碑是用浅红色的马尔岛花岗石制作而成，这种石头产自苏格兰。
纪念碑的上半部分用英文写了一段生平，下面有一句中文寄语：
他们应可振翅高飞，如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累。
这句话出自《圣经·以赛亚书》，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比如，它像是长眠于地下的这位奥运冠军给中国人民的激励和祝福。
1
李爱锐
1902年1月16日凌晨，天津法租界马大夫医院，苏格兰传教士詹姆斯-利德尔和护士玛丽-利德尔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夫妇二人给孩子取名埃里克，并入乡随俗的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李爱锐。
李爱锐（左）和哥哥罗伯特
埃里克-利德尔（以下简称利德尔）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但他对中国的记忆只剩下黄包车夫：每天在自家门口，总能看到那些拉着车飞奔而过的车夫，在小利德尔眼里，他们跑得是真快，眨个眼就拐弯不见了。
利德尔6岁随哥哥回到英国，在伦敦东南部的伊尔撒姆学院上学。他慢慢发现，原来自己可以跑得比黄包车夫还要快。
13岁那年，利德尔第一次在校运动会上夺冠，3年之后，他在100码（91.44米）的比赛中跑出10.2秒，打破学校纪录。
1918年，利德尔（二排正中）与伊尔撒姆学院橄榄球队队友们的合影
利德尔的运动天赋的确可观，等到高中毕业时，他已经是学校板球队和橄榄球队的双料队长。考入爱丁堡大学自然科学系之后，利德尔需要在橄榄球和田径之间做一个选择。
大二那年，不满20岁的利德尔入选苏格兰国家橄榄球队，并参加了当时水平最高的五国锦标赛。他第一次代表国家亮相，就是在科隆布奥林匹克体育场，当时的利德尔还想象不到他会和这座球场结下怎样的缘分。
眼看1924年巴黎奥运会就要来了，利德尔如果同时兼顾田径和橄榄球，很可能都达不到顶尖水平，田径教练汤姆-麦克彻的一番话改变了利德尔的人生轨迹。
麦克彻是个身材粗壮、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他甚至都不是专职田径教练，大部分时间需要在爱丁堡一家印刷厂工作。
麦克彻第一次见利德尔的时候，几乎把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捏了个遍。麦克彻的结论是：肌肉太紧了，必须用按摩来放松。麦克彻想借助按摩的机会为利德尔指明方向。
“你得加紧训练，埃里克。我需要提高你的起跑反应速度，奥运会上的对手可比你周围这些苏格兰小伙子难对付多了。”
“可是，教练，我们的橄榄球国家队很有希望啊！他们说只要再加强一两个位置，下一次五国赛冠军说不定就是我们了。”
“橄榄球是15个人的运动，少了你一个，他们也许还能拿冠军。跑步只需要一个人，最好的那个人，美国人一直在垄断奥运会的百米金牌，现在你有机会打破这个垄断，你要放弃这个机会吗？对于你的祖国，一枚奥运会金牌肯定比一座橄榄球奖杯更重要。”
利德尔被说动了，他准备去参加100米的角逐，那的确是他最有望夺金的项目。
英国剧情片《烈火战车》就是以利德尔为原型
1924年年初，利德尔拿到奥运赛程，却突然发现男子100米预赛是在周日进行，那是基督教的主日。工业革命之后，主日传统已经基本上被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基督徒们抛弃，可利德尔始终是传教士的儿子，家庭的熏陶令他无比虔诚。对利德尔来说，主日就应该待在教堂，去赛场比赛是不可接受的。
利德尔最终放弃参赛，顺带还放弃了7天之后的4x100米接力。
这个决定在当时震惊了英国田径界，就连大多数老百姓也感到不可理喻。当时在爱丁堡乔治广场和利德尔住在同一栋宿舍楼的同学回忆道：
“这个决定引起了许多人，尤其是新闻界的激愤。他们当时来到宿舍门口，砰砰砰的大力锤门，要求见利德尔。人民高喊着‘他是祖国的叛徒’，那个样子十分可怕。”
当然向利德尔施压的还有更大的人物。英国代表团坎德肯勋爵在一次运动员训话中说道：“应该把参加奥运会任何项目的比赛看成是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
《苏格兰人报》用民族主义的调门在一旁帮腔：“英国运动队应该参加这一项目，这样才能维护大不列颠的荣誉和声望。”
对所有这些噪音，利德尔都只有简单干脆的回答：“别对我施压。我已下定决心不在安息日比赛，没什么可说的。”
男子100米预赛当天，当四名队友各自拿下小组第一晋级下一轮的时候，利德尔一个人前往香榭丽舍大街的苏格兰教堂参加弥撒。
2
冠军
按照赛前的报名，利德尔接下来只能参加200米比赛，这显然不是他的强项。
7月9日，利德尔拿到了200米铜牌，《苏格兰人报》寥寥数语报道了这条消息，只字未提这是苏格兰人第一次在200米比赛中赢得奖牌。
利德尔的命运又一次出现转折要感谢一位队友：这位队友在开赛前把400米的比赛资格让给了利德尔，当然了，400米对于利德尔来说，更加不擅长。
法国当时的天气也在出难题，由于酷热难耐，早先参加男子越野赛的38名选手中只有15个撑到了终点，一路上总共12人中暑晕倒，救护车都差点不够用。
400米半决赛中，利德尔以48.2秒的成绩晋级，这已经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但决赛中他要面对瑞士人约瑟夫-因巴赫和美国人霍拉肖-菲奇，这俩在之前先后打破了奥运纪录。
赛前的抽签似乎也对利德尔不利，他被分在最外道，这意味着他只能看到左边紧挨着的对手，就是刚刚跑出47.8秒佳绩的霍拉肖-菲奇。
可是接下来的这400米，利德尔如有神助：对手菲奇在他的余光中只存在了短短十几秒，前200米，利德尔只用了22.2秒，接近终点前，菲奇曾试图最后加速，但他惊恐的发现利德尔也在加速……
46.7秒！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这个纪录直到12年后才被打破。
全场观众起立为利德尔鼓掌，可是利德尔在比赛结束后却急匆匆穿过草坪回了更衣室。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急着回旅馆准备教会的发言稿。
接下来的那个礼拜天，是4x100米和4x400米两项收官的决赛，英国队分别拿到银牌和铜牌。利德尔当然没有去现场，他去了一间长老会。
一份英国报纸刊出了他和牧师握手的照片，题为“讲坛上的英国奥运冠军”。报纸这样写道：“如果利德尔参加，英国队就可能赢得接力赛的金牌，但他的信仰不容许他在星期天赛跑。”
在当时的年代，奥运冠军的荣誉不会来得像今天这么快：比赛结束后，没有升国旗奏国歌，也没有颁奖仪式，甚至连奖牌都是赛后制作，然后邮寄给获胜者。
真正属于利德尔的荣誉时刻，是奥运会结束一周后的大学毕业典礼，校长亲手为他戴上了一顶月桂花冠，同学们把他抬上轿椅，然后在爱丁堡街头巡游。
利德尔顺利获得了科学学士学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还能为祖国贡献更多，但利德尔却另有打算：他要想侍奉上帝，以及帮助自己的第二祖国。
如果把这两个愿望合成一件事，那当然只有去中国传教这一个选项。
1925年7月3日，利德尔踏上了去往中国的旅程。格拉斯哥一家报纸在送行文章中配了一首短诗：
他去中国跑另一个赛程
像奥林匹克一样勇往直前而且坚定
如果终点一时还难以知明
以他特有的速度，我们裁判他必胜！
3
李老师
利德尔回到了阔别17年的天津，在新学书院（现天津第十七中学）做了一名中学教师，负责讲授数学、化学和体育。
1925年，利德尔（后排左）与家人在北戴河
他还兼任合众会堂主日学校的校长，他的父亲詹姆斯是这所教堂的牧师。这一年，利德尔23岁。
新学书院是英国教会在天津创办的最早的一批学院，学校董事包括顾维钧、林语堂、张伯苓等社会贤达，学校不但组建有中国最早的足球队，还广泛参与国内外各项体育赛事，校风非常开化。
天津新学书院
利德尔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天津授课，每次放学，利德尔从来不会先离开教室，如果有同学没走，他也会留下来，询问孩子们有哪些没听懂的地方。
前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郑汉钧这样回忆“李老师”：“学生们没有不喜欢他的，我们都知道他是奥运冠军，也都知道星期天他除了宗教活动什么都不能做。他又高又壮，是学生心目中的英雄，不过他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
当时的中国实际已经内忧外患，但天津的英租界勉强算是一方净土，利德尔在教书宣道之余也会偶尔穿上跑鞋，走上跑道。
利德尔参加比赛通常会随身带一把小铲子，当时短跑比赛还没有起跑器，运动员们习惯在脚下刨两个坑，这样就能获得更快的起跑速度。
每次比赛开始前，利德尔会和对手们逐一握手，然后观察对方有没有在脚下挖起跑坑，如果没有，他会主动把铲子借给对方。
有一场比赛，他那把铲子先后借给了四名选手，其中一位事后回忆道：“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像一名绅士那样做了绅士该做的事，后来我听说了他的其他故事，我认为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接近圣徒的一个。”
利德尔为天津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参与了民园体育场的设计，据说利德尔为此特意弄来了切尔西主场斯坦福桥球场的设计图作为参照。
民园体育场
1929年，民园体育场举行万国田径运动会，德国田径明星，男子800米、1000米、1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奥托-佩尔策造访天津，利德尔和他比试了400米和800米，两人在各自的强项中胜出。
这也是利德尔运动生涯的最后一个冠军。佩尔策临别前对利德尔说：“如果你进行800米的系统训练，你可以成为在这个距离跑得最快的人。”
1932年，利德尔正式成为牧师，两年后与联合教堂的司琴、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弗洛伦丝-马肯兹结婚。很快，他们有了两个女儿，可是利德尔并没有来得及享受天伦之乐。
4
埃里克叔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利德尔被伦敦传道会派往华北小厂村传道，哥哥罗伯特当时正是在小厂村的教会医院工作。
小厂村位于日军占领的两条铁路干线旁边，这里的生活环境和天津完全不同，利德尔几乎每天都能听见枪炮声。
利德尔所住的院子门口悬挂着牌匾，上写“中外一家”四个大字，其义不言自明。
每次枪炮声渐渐停息之后，利德尔就和他的同事们骑上自行车，去到被炮火炸得凹凸不平的田间搜寻救助伤员。据说有一次，他的自行车被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但利德尔却安然无恙。
利德尔在日占区
在1939年的一封家书中，利德尔给妻子讲了一个故事，当时他救下了一名被日军砍成重伤的中国士兵。
“我把他驮在自行车上，骑了三个小时带到小厂医院。他康复的很快，并且开始信仰基督教教义。又过了两三个月，他终于向基督教生活迈出了第一步。”
1941年，由于华北战事越发紧张，利德尔赶回天津把妻女送上了开往加拿大的远洋轮船，当时马肯兹已经怀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莫琳。
谁能想到，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居住在中国的英国人突然变成了“敌侨”，为了报复美国对日侨的拘禁，日本在潍县设立了亚洲规模最大的敌侨集中营。
1943年3月，利德尔被塞进一节破旧的三等车厢，从天津押解到潍县集中营，这里关押着2008名在华侨民，其中包括327名儿童。
日军中间有部分人知道利德尔的奥运冠军身份，也有人看过他在天津的比赛，这给利德尔带来了一些便利。利德尔会说几句日语，他一到集中营就被任命为首席翻译。
据当年的狱友戴斯蒙德-鲍尔回忆，利德尔是集中营自发组织“康乐小组”的主席，这个小组主要是为年轻人安排各种文体活动。利德尔最关心孩子们，尤其是那些与父母失散的孩子，利德尔特意为孩子们编写了《基督教信徒指南》的小册子。
对利德尔来说，集中营和天津中学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孩子们都亲切的叫他“埃里克叔叔”。为了给孩子们弄到有营养的事物，利德尔会和看守所的人打赌赛跑，那些有幸跟奥运冠军较量的日本人一高兴就会给点吃的。
利德尔把那双曾经为他赢得金牌的运动鞋，也送给了一个同被关押的少年。这件事让集中营里的许多人动容，人们相信在利德尔心里，对一位赤脚囚徒的爱应该远超对金牌的留恋。
玛格丽特-霍尔德那年13岁，她是集中营里与父母失散的孩子之一，霍尔德清楚的记得，“埃里克叔叔”这个虔诚的教士是如何为了孩子而最终破戒的：
“有一个星期天，集中营里安排了一场男孩对女孩的曲棍球比赛。埃里克叔叔通常都是我们的裁判，但那天是主日，他没有来当裁判。比赛中双方起了冲突，一群孩子打起架来。接下来那个星期天，另一场比赛开始时，埃里克叔叔担任了裁判。”
5
父亲
1944年底，利德尔时常感到头痛，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食物的不足令他的记忆力也出现了下降。为了保持清醒，利德尔开始在睡前背诵狄更斯《双城记》里的一些章节。
某天夜里，一位狱友听见他背诵西德尼-卡顿临刑前的遗言：“我现在做的是一桩最好最好的事情，远远胜过我一向的所做所为。我现在去的是一处安详的休息之所，远远胜过我一向的所知所解。”
反映潍坊集中营生活的浮雕
英国首相丘吉尔得知利德尔被关押在潍县集中营，一直在寻找机会把他救回英国。最终日方同意用500名敌侨交换战俘，利德尔的名字当然出现在了交换名单上。
可是身体每况愈下的利德尔完全没有犹豫，就把自己的名字换成了一名孕妇。那是利德尔活着离开集中营，去见妻子和女儿们的最后机会。
“埃里克叔叔”的头发真的快要掉光了，当年那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如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太多。利德尔并不知道自己患上了脑瘤。
1945年2月21日，利德尔已经瘦得不成人形，在三番五次的呕吐痉挛之下，他强撑着意识通过红十字会给妻子寄去了最后一封信：
“我担负的责任过重，神经系统稍稍出了点毛病，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后，情况大为好转。医生建议我换个工作，他要我放弃教书和运动员生涯，做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譬如烘面包……”
细心的马肯兹看信之后已经起了疑心，之前丈夫的来信都是手写的，但这一封却是用的打字机。事实上在马肯兹收到来信的那天，利德尔早已不在人世。
就在寄出家书的那个下午，利德尔陷入深度昏迷，再也没有醒来。临终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照顾自己的护士安妮-巴肯说的：“安妮，这就是彻底的奉献。”
利德尔被安葬在日本军官宿舍后的花园里。集中营里的人们悲痛万分，他们找来了一口棺材，在坟前竖起一个简陋的十字架。因为找不到油漆，狱友们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埃里克·亨利·利德尔。
许多年以后，这个十字架的所在被换上了那座浅红色的纪念碑。
利德尔去世半年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纳德的“飞虎队”带着伞兵空降潍县集中营，救出了幸存的1500名囚徒。
1991年，利德尔的三个女儿到访天津，将父亲62年前在万国运动会上赢得的400米金牌赠送给了天津市第十七中学。
利德尔的大女儿帕特里夏回忆自己的童年：“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父亲。那个时候我们在加拿大，晚上躺在床上聊天，想父亲在中国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看到的月亮是不是跟他在中国看到的一样圆。”
帕特里夏其实对父亲只有很模糊的印象，但她感觉“父亲离我们并不遥远”。
可是小女儿莫琳甚至没见过父亲。她只知道父亲是个朝着上帝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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